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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贾平凹

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家读《西游记》,门就被咚咚敲响。

咚,咚,门还在敲,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是哐的一下,用脚踢了。

我有些愤怒,一把将门拉开,门口站着的却是刘书祯。

我说:是你呀,几时进城的,书祯?

“你不要叫我书祯,我现在改名高兴了,你得叫我刘高兴!我已经在城市生活啦!”

这就是刘高兴。

如果读了《秦腔》,而且还记得的话,其中的书正就是以他为原型的。我们一块长大。“文革”中我和书祯一起从初中辍学回乡务了农,后来他去当兵,我上了大学。再后来我是逢年过节回老家看望父母,他已经在乡政府做起饭,但人家嫌他不卫生,又常常将剩菜剩饭送回家喂猪,就辞退了他。

再再后来,我写我的书,他做过泥水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也在三六九日的集市上摆过油条摊子。他几乎什么都干过了,什么都没干出个名堂,日子过得狼狈,村里许多人都在笑话他。

我一回去,他逮住消息了,天晴下雨或黑漆半夜,肯定要跑来看我。我们便嘻嘻哈哈谈说几个小时,不累不困,直到我母亲做过饭一块吃了,他嘴里叼着纸烟,耳朵上再别上一根,才走了。

我喜欢和他说话,他说话有细节。

那天,我们谈论就尽是有关拾破烂的事,而且,他拾破烂的经历似乎成了他考察了解城市和来城市打工的过程。

他见我惊讶的神色,越发得意洋洋,盘脚搭手坐在沙发上,一边口水淋漓地吸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说。

从他的口里,我才知道我们贾姓族里其实有很多晚辈都在城里打工,但他们从来没有和我联系过。或许是我长年不回去和他们隔远了,或许是他们都混得不好,觉得羞愧不愿见到我。

我也曾想,即使他们来找我,我虽有文名但无官无权无钱的又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呢?

刘高兴之所以来找我,他不想求我什么,他也知道我的处境和性情,又因为年龄相近,他需要说话,我需要倾听。

他的衣着和容貌明显地和所有宾客不一样,就像苹果筐里突然有了一个土豆。但这个土豆是欢乐的,他的大嗓门和类似于周星驰式的笑使大家不习惯。

他会说许多乡下的和在城里拾破烂中的奇闻逸事,他说得绘声绘色,等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却一脸严肃地说一句很雅的古句。

于是那些教授都感慨了,说:刘高兴,你形象思维好啊,比老贾还好!

他说:我在学校的功课是比平凹好,可一样是瓷砖,命运把他那块瓷砖贴到了灶台上,我这块瓷砖贴到了厕所!然后又是嘎嘎大笑,擦了一下鼻涕,说:我是闰土!我赶紧制止他,说你胡比喻,我可不敢是鲁迅。他说:你是不是鲁迅我不管,但我是闰土!

他不是闰土,他是现在的刘高兴。

现在的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样的生活,别样的人生。

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拾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他是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

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这就是刘高兴。

在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几百万,到处张扬着豪华。

我掂量过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舞干戚的刑天,但我也绝不是为了迎合和消费去舞笔弄墨。

我要写刘高兴和与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我总想,如果我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也肯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形状呢?

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的人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我的笔。

我常常是把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他们能为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

我继续去那些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每每到城南了,就要拐过去看看,而在大街上碰上拾破烂的人,也就停下来拉呱几句,或者目视着很久。

差不多又过去了一年,我所接触和认识的那些拾破烂人,还在拾破烂,状况并无多大改变。

那个供养孩子上大学的,孩子毕业了,但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已不能再拾破烂,又回到老家去。其中有一个攒了钱,与人合伙在县城办了个超市,还在老家新盖了一院房。他几乎是拾破烂人的先进榜样,他的事迹被他们普遍传颂……

(选自《经典散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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