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看来,抵制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式器在于他的世界新秩序。斯大林不断公开强调苏联在推动世界革命中的领导角色,使得双方猜忌不断增加。在美国,带有政治内涵的意识形态占据着统治地位,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存在着反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关于战后政治秩序方面,盟国也试图寻求一致。苏联占领中东欧、进而破坏《雅尔塔协定》的举动,成为战胜国反目不和的核心原因之一。在1944—1945年,从地缘战略上“争夺空间”(的想法)是伴随“争夺资源”的措施而产生的。二战结束阶段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或许是:当美苏两国意识到近在咫尺的对峙时,虽然它们仍在结盟关系中,却不仅开始划分利益范围,而且还竭力寻求那些技术、专家以及在军事或政治上可资利用的知识。
——摘编自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
材料二 与苏联关系的破裂始于1947年,它在塑造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的性质和范畴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945~1951年间,美国与其他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战后秩序的制度化因之在范围上大大超过了以往,涵盖战后联盟间的经济稳定、贸易、金融、货币和政治、安全等关系。
——摘编自【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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