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袍服转入制度化，似乎比西汉较统一。武氏石刻虽然全部用图案画加以表现，但交代制度相当具体。特别是象征官爵等级的绶，制度区别严格，由色彩、长短和绪头粗细区别官品地位。武氏石刻中绶的形象及位置，反映得还是比较清楚。直到汉末梁冠去梁之平巾帻，汉末也经过统一，不分贵贱，一律使用。到三国，则因军事原因，多用巾幍代替。不仅文人使用巾子表示名士风流，主持军事将帅，如袁绍崔钧之徒，亦均以幅巾为雅。诸葛亮亦有纶巾羽扇指挥战事，故事且流传千载，当时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名目，张角起义则著黄巾。可知形状、材料、色彩，也必各有不同。风气且影响到晋南北朝。至于巾子式样，如不联系当时或稍后图像，则知识并不落实。时代稍后，或出于晋人戴逵作《列女仁智图》，及近年南京西善桥出土《竹林七贤图》，齐梁时人作《斫琴图》，均有较明确反映。
（摘编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材料二：
当下汉服生活化的一大问题就在于时代的“穿越性”。而仪式的特殊情境可以隔开审美的距离，以时代的距离获得陌生感，让身体服从于服饰和仪式中的历史秩序，获得一种神圣感，融合于情境之中。所以，汉服复兴者的口号主要也是借助服饰与礼仪的结合达到复兴文化的目的。
近年来，复兴者提出“汉式生活”的概念，希望提高汉服的穿着频率，让汉服融入生活进而改变生活方式。然而，生活中的服饰讲求简便性，服饰的功能性也开始被强调，因此对于汉服的形制也会加以选择。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认为，工业社会中个人只有和普遍性达成一致才能被容忍。很多时候，为了融入现代秩序之中，服装必须严格地符合社会的特定标准，制服就是典型：“制服，它被用来指在给定的社会地位的关系中某种标准化的穿着风格。”人们会对在工作环境之中穿着与集体风格迥异的汉服，而感到孤独和焦虑，产生羞耻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害怕穿着非工作制服而被贴上“不专业”的标签。此外，“生活制度之所以对自我认同具有中心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它们把习惯与身体的可见外表方面联系起来。”当代的生活制度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在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穿着汉服会造成不适应感，人会产生正在“表演”古人的错觉，无法真正回到自身舒适、习惯的状态。
（摘编自高雅《汉服复兴运动的审美与实践问题研究》）
材料三：
服饰本身所具备生活性和民俗性，与饮食、语言相似，是人们生活必需品，而不是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文化技艺。对普通人而言，“穿汉服”门槛不高，轻松成为表现个人认同情结的载体，也能够成为特定场合中，承载着社交属性的外在符号。
正是这一属性，导致汉服更像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探索，其核心是立足于生活世界的改变，找到传统文化在民间生活中的“用”处。正如学者朱谦之所说，这“不是旧的文化之因袭，而为新的民族文化之创造”。在汉服复兴的实践过程中，不仅要把考据、制作与研发局限在传统服饰的历史框架中，一次次高度“复原”某些古代服饰款式；而且要找到与保留古代汉族服饰一脉相承的共性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实践和创新，实现传统服饰的现代应用与接续，在民间生活场景中赋予新的文化含义。这也正是今天汉服复兴的意义所在。
《易经》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人文化成”为核心的文化观是依赖人的承载而存在，没有人的使用，文化就是故纸堆和博物馆的灰尘。从日常生活领域出发，以现代普通民众为传播主体，通过“穿着”展现服饰的魅力，在生活中频现文化符号，而不是单纯地借助文物展示、团体演出、学术交流，使得汉服运动的发展轨迹顺应现代民间生活，与时偕行地融入现代社会，为其他传统文化复兴探索出成功之路，这是汉服运动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摘编自杨娜《现代汉服的文化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