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书面表达，必出之以特定的文体；而文体，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会对思想的表达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经学的注疏、子学的论著和论体文，以及集部的论、辩、策、议等，这些文体集中承担了说理议论的功能。它们渊源有别，体制各异，承载了思想表达的不同诉求。一个思想家，在不同文体中所表达的思考，会有值得关注的差异：而同一个思想潮流中，不同的思想家，往往有不同的文体偏好。由此折射其思考路径的分殊。从大的范围来讲，各种文体在历史上的兴衰起落。也常常与思想潮流的演变相伴随。
长期以来，思想史所关注的思想史料，都没有“文体个性”：而文体学的讨论，又往往忽视说理议论的思想表达文体。中国思想史和文体传统的丰富内涵，也国此受到障蔽。对古代思想表达的文体传统进行梳理，显然有其念义。从更大的意义上讲，古人极为关注“文””道”关系，中国思想在“文”的丰富传统中展开，而“文”亦需结合思想的曲折，才能深刻理解其内涵。对思想与文体之关联的讨论，其实也是对“文道”关系的反思。
冯友兰先生曾说：“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比较少正式的哲学著作。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哲学史资斜，大多是为别的目的而写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所记录的他们的言说，可以说是东鳞西爪。”这也导致了中国古代思想表达文体的庞杂多样。为了讨论的集中和深入，不妨以汉唐子学中论著和论体文这两类篇制规整、且在思想上发挥重要影响的文体为核心，展开观察。
汉唐子学论著在体制上渊源于《荀子》，在思想表达格局上，与荀于哲学的“连圣”特征有内在联系。汉唐子学论体文与《荀子》亦有渊源关系，在中古时期受到佛教的影响。成为高度理论思辨化的文体。
宋代理学兴起，汉唐子学论著和论体文趋于衰落，议论性解经文体流行。这种新的思想表达文体格局，传达了鲜明的“拟圣”精神，与儒家思孟学派的文体表达传统有密切联系。在这个思想表达文体形式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下，才可以更好理解，追求“文以明道”的韩柳古文，何以在近一千年的时间中，产生持久的影响力。
近代以来的论文，以逻辑化和体系化为核心，企面取代了传统思想表达文体形式。山河大异、风景顿殊的新文体，能否真正传达中国思想的精髓？简单的“能”或“不能”。都不足以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近代的思想表达文体形式，无疑受到外来学术的影响，但绝非简单的舶来品。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思想著述格局的显著差异，展示了思想表达文体近代转型的复杂历程：而近代学水体制的创建，以及独特的以“史”为重的学科传统的形成，对思想表达文体形式的近代转型，影响甚深。近现代的论文，是古今中西的交融，既反映了现代学术转型的要求，也与中国思想表达的传统密切相关。
（摘编自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