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数字经济虽未发端于中国，却在中国充分发展，囚为中国有系统融会的哲学理念。两千五百年前，西方的毕达哥拉斯以分解的思维，从“万物皆数”开始揭示自然规律；而东方的孔子以系统的思维，从人的“德行”开始，力图发现人类社会的规律。数字经济的核心，不是“数字技术+传统产业”，也不是“数字技术+政府职能”，更不是“数字技术+社会生活”的简单叠加，而是“形和神”的有机结合，契合《另传》提出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分一为二，合二为二”的观点。
数字经济发端于知识经济，发展于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成形为数字经济。二战后科技进步、全球知识生产使社会经济焕然一新。知识经济作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两翼。随着通信技术和网络的发展，知识的传播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信息科技强化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信息技术和网络的普及促进知识积累，推动人类向数字时代过渡，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表现形式。
（摘编自王锐《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因及路径》）
材料二：
目前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期。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我国从高投入、高产出、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节能、高效的发展模式转变，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此外，数字经济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盘活存量，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数字经济是创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数字经济集中体现了创新的内在要求。它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理念。十八大以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日新月异，催生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数字经济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实体经济，使之成为创新经济的驱动力和实现工具。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增强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改变工业经济所遵循的生产性规模效应，成了供应方和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孕育了若干数字化巨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独角兽企业诞生在中国，而且已经形成不断扩张的数字化生态系统。
中国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巨大的用户市场，分别构成宏观经济方程中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以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石。随着数字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数据日益成为重要战略资源和新生产要素。数据要素涉及数据生产、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等多个环节，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助燃剂”，对价值创造和生产力发展有广泛影响。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移。产业互联网以企业为主要用户，以提升效率和优化配置为核心主题，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摘编自《推动上“云”用“数”建设产业互联网》）
材料三：
第三届进博会相比于前两届而言，最大亮点莫过于深挖数字经济潜力，与数字经济结合更为紧密。这从侧面反映出，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下，中国的消费潜力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而做好数字经济这门功课，将有力促进经济复苏回暖。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不难看出，现如今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现有全球治理秩序中，西方国家无论在规则制定上，还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依旧处于优势地位，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总体还处在较低位置，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较弱。这些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全球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加之今年疫情影响，中国成为事实上的“增长发动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坚定支持者。而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积极推进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让世界发展搭乘上中国高水平的数字经济快车。
（摘编自黄日涵《数字经济是又一辆可供搭乘的中国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