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意义的模糊性、朦胧性，古人早就意识到了。如谢榛在《四溟诗话》中就说：“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所谓“妙在含糊”就是说不要把有些东西写得太过真切，因为某些情景本身就是模糊的，你把它分辨得过于清晰，界限过于分明，反而失去了原貌。要想做到别出境界，“境外生意，境外见境”，就要“语少”，如果语言太多，处处塞满，过于具体，不给人留下一点想象余地，就难达到“意多”的效果。同时，“语少”意味着可能会产生语言的模糊和朦胧，更易于增加“言”和“象”的多义性。
从接受美学来看，也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波兰学者罗曼·英加登撰文指出：文学作品的文本只能提供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框架，其中留有许多未定点，只有在读者一面阅读一面将它具体化时，作品的主题意义才逐渐地表现出来。这种“未定点”，实与中国文艺理论所言“模糊性”相关；而接受者由于具有不相同的情感体验的私密性，所以可以从中体味出不相同的内在意蕴。下面举几首诗例，稍作分析。
张籍的《秋思》就将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得非常细微：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见秋风而生归意，是仕宦或漂泊中的文人的惯常心态。据载：西晋张季鹰在洛阳见到秋风吹拂，顿生叶落归根之意，因思家乡吴中菰菜羹和鲈鱼脍而命驾便归。张籍此诗的首句就暗含了这一典故。同在洛阳，都因秋风起而兴归欤之情；所不同者，张季鹰是乘着秋风“命驾便归”，而张籍却难以归去，只能望秋风而兴叹，寄封家书给亲人。一个“意万重”，极写意绪的纷繁杂乱，突出了作者矛盾复杂的心理。“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采用递进法，将这种复杂的心理再向前推进一步，在信已经封上、捎信人即将出发的时候，把信封重新打开，补写上未尽之意。不是不想说，而是感觉难以说出、难以说尽，想说的在“又开封”中，模糊、隐约地表现出来。
细味此诗，写法巧妙而真切，在语言、意象上都无模糊之处，他的模糊重在借助直说和描写，生动、深刻地表现出多重意绪。这在当事人那里是非常复杂、难以理清的，但作者仅用了28个字就将此意绪的纷杂淆乱反映出来，提供了一个多层次的未定点，并对此“万重意”作多方面的联想，于是诗歌的空间意义获得拓展。与此相类的古诗词句不在少数。
此情形向前推进一步，我们找到了李商隐的《锦瑟》。它的含义实在太幽微了。这首诗主要是用典故和象征的手法来表现作者内在的情思。凡是用典的诗，往往比那种直白的议论和描写来得隐微含蓄。典故可以增加诗歌的意义内涵，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具备的历史感、文化意味、象征意义，却可能制造一种阅读的障碍，用典越多，障碍越大。读《锦瑟》，你先得把典故搞懂，然后还要将典故所要表达的象征意义搞明白，再下来还要索解作者斯时斯地用这些典故所要表达的独特意绪，这就多了几层曲折，它的含义就模糊朦胧了。就语言表现来看，其实没有多少阅读障碍的，感觉整首诗读起来很流畅。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很悖反的现象：阅读不困难，但理解有难度。因了前者，它具有形式美感，吸引了古今中外众多读者；因了后者，它内涵深隐，朦胧模糊，导致了一批批破解密码的索隐派。
与李商隐不同，李贺属于另一种情况。李贺诗爱用一些生新独特的词语，营造了不少个性色彩很强的象征性意象。如这样一些诗句：“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这是《罗浮山人与葛篇》中的两句，这两句究竟写的是什么，不清楚。注家的解释也五花八门，王琦说：“蛇因湿闷薰蒸而毒气不散，江鱼因水热沸郁而静伏不食，极言暑溽之象，以起下文命人剪葛制衣之意”；姚文燮说：“葛多生于深谷，或垂于江边，故蛇凭鱼依焉”；方扶南解释说：“此二句言葛之难得，申上出洞之致”。这三个人的说法，令人莫衷一是。
实事求是地讲，李贺的一些诗、一些意象极具独特性，可谓天才般的创造，反复推敲获得真解后，你会拍案叫绝的；但他的诗中不少意象过于诡谲、怪异，想象超越常人，个别词句晦涩难解，由此形成的模糊性、晦涩度便将相当一批读者挡在了门槛之外。一首优秀的诗作应该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不能一会儿明朗、一会儿晦涩。相比之下，李商隐诗的字句平易流畅，全诗意境浑成，难于蕴涵的模糊、朦胧、不确定，但这不妨碍你对全诗的阅读和喜爱。
宋代以前，人们更重视的是言、意关系；宋代以后，关注的焦点则多集中在情、理方面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宋以前诗中就没有情、理，实际上情、理是言、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引申、派生关系。唐诗中，就有不少情、理相互交融的佳作，特别是无理而又深情、痴情的诗作，达到了一种无理而妙的美好境界。如李益《江南词》、金昌绪的《春怨》都是如此。好的唐诗都能处理好言、意之间的关系，所以就产生了隽永的情趣。
（选自尚永亮《说言意》，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