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而又异常聪敏的文艺全才，是古代文人最喜爱的对象之一。其实，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要略逊一筹。苏轼的画作真迹已不可复见，就其他方面来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美学史上却影响巨大，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理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
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谨守儒家思想，他在上皇帝书、熙宁变法中持有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特点。这与后代士大夫没有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象的迂腐气。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留给后人的并不是他这一面，而是他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轼之所以为苏轼的关键。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人生的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都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里面还有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也不只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而是对整个人生、俗世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一根本问题的怀疑，是对社会的厌倦并企求解脱，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于是便成了一种想要解脱却又无法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感伤与厌倦。这种对整个人生与宇宙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表露出来的。
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道，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渊明最符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纵观唐代，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受到李白、杜甫的重视。直到苏轼这里，陶诗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从此之后，陶诗的地位便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意境中，所呈现出来的美，并将之视作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苏轼尽管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表现出一种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意识到苏轼的这种思想与行为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元画、元曲以及明中叶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驱动作用。《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苏轼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