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亚，对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设定标准是以中国和中华文化为中心的，特别是自古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通过册封和朝贡的外交关系构筑起了国际秩序。这种朝贡外交意味着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通过朝贡体系向外传播中华先进文化，同时具有经济意义。东亚各国通过接受中华普遍性文化，可以共享到先进的理念和知识，并在共享的时间里灵活利用其中特定的思想或制度。部分东亚国家还以中华文化的框架为基础，吸收、接纳中华的思想和制度，进行文化交流。
以朝鲜半岛形成的汉文学为例可以进一步说明问题。虽然朝鲜半岛也存在本国固有的文学形式，但更倾向于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汉文学表达文化情感。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只关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片面接受，而是有时与中国古典文化相互平衡，使中国传来的汉学模式向着具有本国个性的方向发展。可以说这是历史的特殊性，也是朝鲜半岛汉文学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中国古典文化的普遍性在古代东亚是持久而影响深远的。
（摘编自韩国陈在教《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共性与个性》）
材料二：
东亚之所以能够在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持续影响下，逐渐构筑起相对稳定的东亚文化体系，是由于中国古典文化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满足了古代东亚社会文化的“期待视野”。
东亚文化体系的构建呈示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一般认为它孕育于公元4—5世纪，形成于8世纪，19世纪后期开始走向衰落。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其终极价值取向概而言之即“和谐”。在这一价值理想主导下，东亚文化体系包括家国同构的伦理原则与等级秩序、“三教合一”的价值观以及“中庸”的处事态度等内容与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东亚文化是东亚文明不断走向未来的历史基石，东亚文明则是东亚文化革新的动力源泉。因为东亚文化往往意味着对历史传统的恪守，对东亚文化特殊性的尊重；而东亚文明则常常指向未来，意味着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与践行。从东亚文化对东亚文明的影响来看，牢记东亚文化传统是东亚文明的根基所在；积极接纳他者文化的进步性是东亚文明认识与强化自我的动力所在；将他者文化的优秀成分转化为自我文化的新质是东亚文明长久生命力的必由之路；将传播东亚精神文明与促进东亚物质文明的交流及发展结合起来是东亚文明繁荣的必要条件；坚持异质文化和平共处的原则是东亚文明走向世界的不二法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理念也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契合，是新时代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的精神财富。
（摘编自蔡美花《中国古典文化是东亚文明走向未来的基》）
材料三：
东方诗话是古代儒家文化的产物。东亚国家同处一个文化圈且交流密切，因此，东方诗话的论诗宗旨、论诗体例、批评方法和范畴体系都如出一辙。但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东方诗话又各有特色，可谓“和而不同”。
首先，东方诗话坚守儒家风范。其次，东方诗话都在不同阶段崇尚唐宋诗风。最后，诗话是随笔式的文论。一是“漫笔而书正”的写作姿态，不是做长篇大论的严肃正经，而是用随笔小品的轻松任意。二是随笔的自由精神。诗话没有章法、笔法的限制，结构形式自由，表现手法多样，可长可短，深度契合东亚古代文人的性情。三是艺术性强。诗话不是应用文，不是关于诗歌的论文，艺术品位高，可读性强，简直是对当今长篇大论、一本正经的文学论文的嘲讽。
以上所言，是东方诗话大略的共同倾向，但就东方诗话内部而言，仍各具特色，“和而不同”。比如，朝鲜半岛诗话重记事，强调诗话的“补史”功效，日本重“诗格”；朝鲜半岛诗人对唐宋诗的尊崇，势均力敌，而日本尊崇唐诗的居多，占上风等等。
（摘编自马金科《从诗话批评样式看东亚文人的共同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