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戏剧传统在根本上是一种诗学。对变幻无常的命运的探索，是西方戏剧传统诞生之初的重要命题，同样也是西方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命题。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复仇构成了这部剧的核心环节，但是全剧最后归结到一点，讨论的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哈姆雷特》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戏剧冲突和情节冲突，它传达的是一种对命运的深刻追问，是对整个人类生存根本价值的纠结和思考。
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话剧为何难以成诗？中国现代话剧发生的根本动机与五四时期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是为启蒙所用、为中国社会变革所用，这也就注定了它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而不是对宇宙的探索和对命运的追问。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话剧，更多是对现实人生的探讨，而少了一份诗的色彩。拿胡适来讲，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一部问题剧，反映的是五四“女性解放”的社会问题，他身体力行所推举的“易卜生主义”，“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到了老舍这里，从《龙须沟》到《茶馆》，老舍开创了一种特殊的话剧风格：第一是带有浓厚的京味地域色彩，第二是叙事模式的“小说化”：通过一条龙须沟、一个茶馆，串联起几个阶段的历史横截面。这是一种小说式的话剧，这种话剧是独属于老舍自己的，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话剧创作的突破。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郭沫若，郭沫若的剧，看上去是最接近诗的，我们今天也常常用“诗剧合一”来形容他的史剧创作特点。但诗在郭沫若的剧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语言的澎湃，一种情绪的偾张、一种抒情的形式。抒情确实是诗的一种表现手法，但诗的本质不是抒情。诗的本质不仅不是抒情，也不是传奇性色彩，更不是忧伤的情调，诗的本质根本上应该是对宇宙未知的探索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曹禺的创作是中国现代剧作家中最接近诗的。诗不是曹禺剧作的外形，也不是他抒情的手法，更不是为戏剧场景编制的氛围，而是贯穿于他整个戏剧创作的根本内核。“五四”初期，从胡适开始，提倡的都是问题剧，但深受传统京剧影响的曹禺，却对于戏剧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京剧是写意的艺术，归根到底是诗的艺术。传统的京剧，从来讲究的都是一种心领神会。什么动作是骑马、什么动作是坐轿、什么动作是上楼、什么动作是开窗，表演者也早与观众达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默契。走一个圆场，就是行走了千里之遥；甩一面帅旗，背后站着的就是千军万马。“一桌两椅”的舞台局限非但没有限制住京剧的表达空间，反而滋生出广阔的审美空间和诗意表达。曹禺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京剧艺术的精髓，他对戏剧冲突的设计、对潜台词的运用、对剧本虚实的处理，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而是源于他对京剧的深刻理解。同时，曹禺对西方戏剧本源的把握，让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话剧的转型。曹禺剧作从一开始就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人的命运。他的四大名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一部一个风格，很难概括，如果要用一个东西来统摄的话，那就是命运冲突构成了这几部剧作的核心本质，对命运的探讨生成了曹禺剧作的诗意。当《雷雨》面世，几乎所有评论者、读者和编导演都认为这是一部暴露上层社会大家庭罪恶的社会问题剧时，曹禺却说自己的《雷雨》是一首诗；当曹禺写出了比《雷雨》更现实的《日出》时，叶圣陶说《日出》“其实也是诗”；当大多数人都在批判曹禺的《原野》是走进了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时，唐弢说：“‘原野’这个名词意味着多么广阔、多么辽廓、多么厚实的发人深思的含义呵！”所有这些说法都指向一个本质所在，那就是曹禺的剧作是诗的，而不只是剧的。
（摘自刘勇《从戏剧冲突到命运冲突——曹禺剧作的诗性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