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一部作品的意义或意图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有待于读者的解读，而作者在建构作品时，也在与读者暗中交流，并希望读者按自己的意图去进行解读。但这种解读过程能否成功则涉及许多复杂的条件和因素。
作品意图的实现和读者的阅读期待有关。在文学史上，卡夫卡一直是一位伟大而又令人生畏的作家。他通过寓言和悖论等方式隐晦地表现自己的意图，将普通读者拒之门外，据说连爱因斯坦都认为卡夫卡的《审判》无法卒读。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卡夫卡是将《审判》当作喜剧来写的，而且每写一段就会读给朋友们听，他们都笑得在床上打滚。卡夫卡特殊的文体在朋友们那里并不构成障碍，或许因为他们只想听个荒唐而好笑的故事，而如果读者想要知道卡夫卡何以成为描写异化的“欧洲的良心”，这种文体就显得深奥难懂了。
作品意图的实现也取决于读者所处的情境。欧洲著名学者卢卡契曾坚持认为，卡夫卡的小说完全是无病呻吟，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然而，他最终改变了看法。随着国家发生政变，他突然像《审判》中的K一样，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和审判，卡夫卡的大门顷刻之间就奇妙地向他敞开了。他所体会到的那种巨大的荒谬感使他终于承认，卡夫卡写的是真正的现实。国学大师陈寅恪曾在战时逃难之际重读宋史，九死一生的经历使读史四十年的陈寅恪对书中许多“不甚可解者”忽然“心通意会”，甚至产生了“亲切有味”的阅读快感。
作品何时会向读者显示它的特殊意义，抛开读者是否优秀不谈，实在是渺不可知的。写作和阅读的关系，并非谁是主导、谁是附庸的关系，阅读的成败取决于两者能否会通，写作者的姿态，说到底仅仅是一个邀请而已。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写作中，写作行为常常被解释为一种寻找知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者往往并不强求，而是将知音的缺席作为一个写作的前提予以接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所有这一类感伤之语，既是对知音难觅的感慨，也是对理想读者的召唤，既有悲凉，又有自信。
这种看似消极的寻求知音的写作策略，真正保证了写作的开放性：作者并不仅仅在为他的同时代人或一般读者写作，他所面对的是开放的时间之中潜在的理想读者。由于他所预设的这些“未来读者”在时间的长河中几乎是无限的，作品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超越时代的限制而传之后世。另外，对知音的寻觅，对后世读者理解的确信，使作者能够不媚世、不趋时，更有勇气去对抗时尚和社会意识的压力。
（摘编自格非《文学的邀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