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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马里扬《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的出版,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珍贵的尝试。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

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烦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几道歌词“投赠"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钩沉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士大夫的文学传统,一个是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摘编自《词外求词,展示宋词的内在之美》)

材料二:

词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词是曲子词的简称,最初是配乐的歌词。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①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加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

【注释】①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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