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读书方法，我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仅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
②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且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途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淹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
③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它至少有两大流弊。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者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者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
④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阅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⑤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
⑥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它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段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⑦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
（摘编自朱光潜《谈读书》）
材料二：
为什么要重提“整本书阅读”？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生的阅读现状决定的。课堂上使用的语文教材以单篇文章为主，阅读时间短、阅读目的单一，难以建构文章间的意义关联，散点式阅读的倾向比较明显。《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的“文化基础”，在语文课程中主要表现为“人文底蕴”，指向对人文积淀、人文情怀的关注。基础、底蕴和情怀都需要积淀，积淀需要长时间的稳定状态，散点式、碎片化、拼接型的阅读却在不断切割、打断、搅动学生的阅读。我们期望达成的课程目标和目前主要的教学组织形式产生了巨大矛盾，怎样解决呢？增加整本书阅读在语文课程中的权重是比较合理的策略。
单篇课文能够承载的大多只是文化的“横截面”，甚至只是某种文化场域中的一个现象，一个场景。整本书则不同，它更像“画卷”，能够更为全面地展现彼时彼刻的社会生活图景，演示文化特质形成和发展的“纵贯线”，让学生既能看到“这一点”，也能联系和“这一点”相关的若干点，了解“这一点”从哪里来，可能到哪里去。浸润在整本书提供的文化场域中，学生可以吸纳更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对特定文化场域形成完整的认识。
整本书提供的信息量大，信息链条完整，信息关联度高，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需要透过变化的现象发现不变的本质，体验不断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的循环。需要借助联系思维，努力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在对立中看到统一，在分离中看到渗透，形成新的认识和思考，进而树立起事物间普遍存在联系的哲学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整本书内容的展开，学生能够体验到自身认识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种体验有助于学生反思性知识的形成与丰富。
“特犯不犯[注] ， 同而不同处有辨”是我国传统小说的经典创作手法，作品中的人物做着相似的事情，却有着细微的差别，同中能见异，异中也能见同。相似的人物或事件，被写得各有千秋、毫无重复，让读者在同与不同之中领会人物的独特之处。阅读整部《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学生能够在大量文段中发现这一手法，体会其精妙，并对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特色的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注]：“犯”指类似或近似，“特”是故意设置。“不犯”指不同的细节、不同的人物秉性。
（摘编自吴欣歆《阅读整本书，整体提升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