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知识和信息不断汇聚交融，中西方话语交流日益频繁。互动交往已经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表达，语言修辞渗透程度逐渐增强，表现出强大的话语力量，对中西修辞进行比较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中西修辞进行比较，可以早日实现中西修辞学的相接交融，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古希腊的“雄辩”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异曲同工。传说西方的修辞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当时的先贤们奔走于各个城邦社会，通过说服他人、弭平歧见而追求平等、自由。西方古典修辞的精华是演说、论辩，核心功能就是说服。而在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也涌现了一批流浪圣人、游说者。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这些人分为“儒”“侠”“辩者”“方士”“法术之士”和“隐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游说者为了使他的建议被接受，必须用言语打动他人。“游说”本质上和西方的“说服”相同。在轴心时代，中国与古希腊的论辩风气同样盛行。孟子“言仲尼之教，必广为论辩，以折百家”，正是儒墨之辩，揭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各流派百家争鸣、争芳斗艳的序幕。墨辩理论不输同时期的西方思想，中国古代名家学派的逻辑和西方思辨形而上学方面的思想一样具有价值。
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先贤都是“辞而优则仕”。无论是古希腊依靠演说而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的哲辩师，还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合纵之术说动六国，联合抗秦而挂上六国相印的苏秦，或是劝说秦王、离间六国而被“封仪五邑”的张仪，他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在各种社会互动中获得成功、求取功名。
中西古典修辞在修辞的作用方面高度契合。鬼谷子和古希腊高尔吉亚都认为修辞的作用是影响灵魂。“术者，心气之道所由舍者，神乃为之使。”(《鬼谷子》)鬼谷子认为那些懂得修辞术的人，可以控制心气的活动规律，成为精神的主人。所以鼓舞人心的语言事实上能够激发人们的美德，比如诗歌、散文、演讲等。高尔吉亚则在其论述的修辞理论框架中指出，修辞作为一门劝说的艺术，犹如大权在握的王公，可以通过言说操控情感、态度和行为。
此外，中西古典修辞的社会功能可谓大同小异。从因能言善辩而被授予“最优秀希腊人”称号的阿喀琉斯到“即兴演讲的发明者”高尔吉亚，从吕相绝秦、子产献捷、屈完面折齐师、王孙止楚问鼎到触龙说赵太后等历史故事，我们看到了修辞在解决冲突和争端时的作用。在战乱迭起的时代，说服、论辩作为治国之术和战争同样重要，掌握修辞技巧，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综上所述，中西古典修辞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均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诸子百家的争芳斗艳铸造了中华文明光辉的一页，与同期的古希腊交相辉映，共同惠泽人类的世世代代。修辞在人类社会具备共同性质：以非暴力手段处理人类冲突、协调人类行动，更新人类观念和思想。
当今世界表现出空前的激荡和分化。有的国家企图阻止全球化进程，各国利益和价值分歧越发尖锐，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变动。何去何从，成了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提高说服他人、以理服人的修辞能力，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摘编自郑珺《融合中西修辞长处提升国家话语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