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侠气的中国文人—金庸
金庸是公认的“武林盟主”，侠风盖世。金庸的笔墨，关联了一代人的青春。他曾书写过的五千年英雄肝胆、九万里古道热肠，从此唯余字里行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全庸说这十四个字就是他的青春。谁都躲不开生死的审判。但是，金庸早就看淡了死亡。有人问他：“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他说：“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这像极了他笔下的大侠。
1924年，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镇查家。“一门五进士，叔侄两翰林”，他继承了家族好学的传统。在读书这方面，金庸也可算是个“痴儿”。家里藏书多，他便整天泡在藏书堆里，读得废寝忘食。也正是因为他少时就博读诗书，才能在写小说时将典故史拿捏得游刃有余。虽然出自书香门第，但是金庸可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反而在那个时代里还稍稍有些叛逆。遇见看不惯的事情就直说，这也直接导致了他高中和大学被开除了两次。
学业上的滑铁卢终结了他成为一个外交家的梦想。但是谁都没想到，这个被外交系开除了的浑小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象征。这或许是另一种更加适合金庸的外交也说不定。
侠，首先得是人。金庸相信，如果小说家只会哗众取宠，虚伪敷衍，那么他笔下的人物再正义凛然，也不会有半个人信的。
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全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金庸和朋友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每天一边写社论，一边写小说。他不仅将写小说的稿费全部投了进去，还高强度地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体力。有见证者说时常看到金庸在边上写，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金庸一边为正义发声，一边将家国天下写进了小说中。《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但是为正义发声的人，往往容易被冷箭暗算。在那个黑色时期，谁都不知道，一个好好的人会不会突然就没了。金庸却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空有一身本领却伤天害理，又哪里算得上什么大侠？从此家国情怀就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主要的命题。
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面对少数民族南下，毫不犹豫地把个人恩怨、一己得失放到一边，挺身而出，乃至献出生命。郭靖夫妇明知襄阳不可守，也不惜战死沙场。萧峰用气壮山河的一死，换取了宋辽多年的太平。《神雕侠侣》中的杨过、《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哪一个不是视家国高于一切!这种精神是超越民族边界的，也是“侠”的最高境界。且不说郭靖、萧峰这样的大侠，就是一般的侠义之士在民族大义而前，也从不会计较个人得失。金庸小说中这些充满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的侠士形象，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播下了“为国为民”的种子。
金庸说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憧憬着“侠”的时间，但是到了最后都会明白，我们只是普通人。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此后，他便成了一个闲人，江湖、武侠都被他拋在了脑后。所以，《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只是个小混混，他的身上有七情六欲，有妄想执念，却恰好是金庸武侠世界的最完美结束。江湖之中最多的，偏偏就是这样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成为萧峰、郭靖和韦小宝。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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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称得上中国现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就在于它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简而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展现社会时代风貌方面有鲜明特色，在创作技法上独树一帜，具有范式意义。
（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金庸的作品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血脉相连。他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了小说，提高了小说的品味，同时和我们所有的读者，我们华人文化圈里的读者，在深层次上有了一种心理的共鸣。
（摘编自陈洪《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