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西周建立以来,王室垄断着所有图书典籍,掌管典籍的官吏依据周礼的世袭制,父子世代传承,把持文化要职,文化礼仪和典籍仅在贵族内部传承,以备祭祀、兵伐及其他仪式之用。民间无学术,也无学校教育。清人章学诚说“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到了西周末,出现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现象,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教育制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但是,官学废并非等于教育废。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旧教育制度的崩溃,对私学的兴起产生了先导性影响。
夏商周之时,文化和礼乐知识一般由史官和乐师掌管。此时官师不分,政教合一。“国人暴动”发生后,第一批文化精英从周室的职官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分离出来,王官开始失守本职,流落四方,这批当时的文化精英散落在民间,以教习礼乐文化为生,标志着教师开始从官吏中渐渐独立出来。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一批靠出卖知识维持生计的士”。商代以来官师一体的格局被打破,私学和私学教师开始从政权机构中分离独立出来。
春秋以前,图书典籍均为王官所掌控。经过几次文化下移后,典籍散落各地,这为私学提供了教材。孔子以先秦典籍为教学材料,这在《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中有明确的记载。道家学派开山鼻祖老子携周守藏室典籍出走楚国,后来糅合自己的思想著述而成《道德经》,成为了道家学派必读的圣经。与孔门并称“世之显学”的墨家,也是以散落于民间的记载有关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的典籍为基础,向门徒传授实用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技巧。
文化精英和典籍的散落,既冲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樊篱,也向下层民众揭开了曾经笼罩在文化礼乐知识之上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学术官吏的权威地位,为私学建立一种新型师生关系奠定基础。自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官学失守、礼崩乐坏,笼罩在人们心里的森严的尊卑观念也随之瓦解。私学里的新型师生关系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在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中,部分老师和学生之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朋友的关系。这点在孔子和子路的师生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论语·子路》记载:卫出公请孔子主持政事,子路问孔子打算从什么开始做起,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当即嘲笑孔子迂腐,说“有是哉,子之迁也!奚其正?”反之,孔子对子路也是像朋友一样,如《论语·先进》记载了一次孔门师徒学术研讨会,会上子路讲大话,孔子直接当面“哂之”。孔门师生强调相互切磋探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而且师生之间也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如原本学儒的楚国之士陈相,听闻许行在滕国讲学,便弃儒从农,背起农具直奔滕国拜许行为师。在私学中能够出现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不能不说与王官失守、礼崩乐坏而导致的思想解放有关。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私学。
私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旧教育制度的崩溃,成了先秦私学兴起的前提。
(摘编白金忠明、林炊利《先秦私学兴起的要素及影响分析》)
材料二:
我国的学校究竟出现于何时?历来的看法并不一致。文字记载显示,我国在夏代已经有了正式的学校,《孟子·膝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这里,“校”“序”“庠”“学”都是那时学校的名称。但是,迄今所知有文物佐证的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商代。因为殷墟甲骨文里记载了殷商学校的名称,如“庠”“序”“学”“辖宗”等。
到了西周,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是中央设立的学校,有“大学”和“小学”之分。周天子的大学叫“辟雍”,诸侯国的大学叫“许宫”。教育的具体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实施教育的目的,如《礼记·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培养道德高尚、热爱人民、对人民有益的人。
商和西周两代的学校教育,都是由国家来管理的,即古书中所说的“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开始产生,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都迅速发生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制度也随之而改变,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一些知识分子聚众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于是私学产生了。私学创立者孔子注重诗、书、礼、乐,同时重视言、德、政、文等才能的培养。与儒家并行的还有墨学。墨学重视实际生产技能的培养,同时也注重对力学、光学和几何学的研究。后来,墨学衰微,儒学大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