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社会和文化社会的变化，构筑文学理论的核心“文学性”概念已悄然发生变化。从单纯的文学文本到广泛的社会文本，从审美性、文学性到政治性、文化性，“文学性的扩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和当代媒体文化、视觉文化的发达不无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同时也是社会话语系统的转型。这就要求我们突破过去文学观念的种种局限。
局限之一是精英文学观。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反思。实际上，所谓“精英文学观”，并不是认为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有绝对的分野——在延安时代的赵树理文学也是一种精英文学——而更多是一种要扶持某种文学类型、文学势力以及文学创作成为正统主流的姿态。这种“扶正”会扼杀多样性，因为它会使文学陷入一种单一标准统摄的、忽视个体独特性的模式中。
局限之二是文学文本化。传统的文学研究要么把“文学”理解为“思想”，要么理解为“语言”，要么是合二为一，但都是悬空建立在文本基础上。
这种虚化的文本，一方面忽视了文学的“物质性”。传统的文学研究从来不关注文学的物质载体，比如说书籍报刊，比如说图书的装帧、印刷、出版、发行等等。以鲁迅的小说为例，小说集《呐喊》中多篇作品是先刊印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那么从杂志刊行到最后辑成单本出版其间是否有变化？《呐喊》的装帧设计、装订形式、书籍用纸等又是如何？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认为这些问题是“小道”，往往不予关注，但事实上，洋装本还是线装本，往往暗藏着思想文化的交锋。
另一方面忽视了文学的“活动性”。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所谓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显然是就文本而言的，但这个文本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文化产品它是有生产过程的，不仅有生产，同时还有消费过程，以及这之间的传播过程。但是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这些是最被忽略的。相反在新文史中，阅读史、图书史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门类。美国著名新文化史学者罗佰特·达恩顿就以研究阅读史而闻名，他曾经谈到自己的研究主要是“我感兴趣的是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书籍的历史，讨论印刷品是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这一核心问题”。显然，在文学作品如何被阅读、如何进入普通读者生活这方面，文学研究做得还远远不够。
对活动的关注，也就是对“过程”的关注。学者周武就认为，以往的文化史基本上是结果（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新文化史更专注于过程的研究。所谓结果的研究，指的是对最终事实的研究，即对已成为事实的唯一可能性的研究，对思想家或学人而言，这个最终事实就是思考的文本化成果。所谓过程的研究，则是对文本化成果的探索与思考过程的研究。我们往往把目光集中到文本本身，因此对文本的处理，对文本的梳理与解说，就成了以往文化史研究的中心环节。这种状况现在正在发生变化，开始慢慢走出单纯的文本研究的方式，开始关注这些观念、态度、学术、思潮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出现的，在特定的语境里面又是怎么变化的，它的传播渠道是什么，它的读者又是哪些人，哪些人出于怎样的理由接受或者反对……简单来说，这一类型的文学研究关注的是一种充满了细节的过程。
显然，如果“文学”不作为这样一种文化活动的过程来理解，它始终是无法获得一种超越纸面的立体感的。
（摘编自邓金明《“新文化史”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材料二：
以往学界对现代文学传统的梳理主要聚焦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传统，或写实、批判、抒情、大众化传统等。这种研究范式有待完善，因为上述对文学传统的概括只包含了创作方法、文本特征、教化宗旨的传统，而没有包括社会学意义上的“写作传统”和“文类功能传统”。中外文学史上，文学参与历史言说是常有的现象。文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文学与历史深度融会，因而积淀成一种前后相继、堪称传统的写作现象，并演化为具有本质意义的写作传统。
现代文学对历史的认知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文学研究理应重视这种作用。在历史学研究中，鲁迅、茅盾、老舍、丁玲、闻一多等人的事迹和作品经常被当作佐证史料而引用。现代文学能够被用作历史研究之辅助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固有的“以文见史”传统的存在。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完全有必要以文学为本体来考察这一传统的诸多方面，这对把握作为特殊历史的百年中国文学史是必不可少的。
“以文见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写作传统。梳理这一传统有助于理解新文学重视历史表意功能的特征，从而更好地理解现代文学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机制。文学参与历史建构的传统在五四文学之前的进步人士那里就已经开启。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善于到历史中寻求资源的文学，现代作家在“人”的建构过程中，首选的是历史批判的路径，而不是将世俗生活合法化的路径，梁启超、鲁迅等人都选择了前者。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现代文学“以文见史”的写作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