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谈论陶渊明，每每简单地将其视为隐士。其实，陶渊明的底色，并不是一位隐者，“大济于苍生”的济世热情贯穿了陶渊明的一生。
二十九岁这年，陶渊明入仕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怀抱着美好愿景，秉持着“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开始实现其济世的猛志。然而，官场不同于田园，初涉官场的体验给他的美好理想泼了一身凉水，于时急转身退。《宋书》等记载的原因是“不堪吏职”。而其中缘故，陶渊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饮酒·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
初仕的碰壁，让诗人不禁犹豫起来。但他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并没有消退，反而对未来充满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现，一晃六年过去了。正踌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当时的显赫人物——桓玄的军幕。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你死我活地厮杀，全然不顾国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所关心的不是救民于水火，励精图治，而是个人的私利。陶渊明借诗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自己虽然很想成就一番功业，但既然不能像宁戚那样干禄求官，那就再回归田园吧。
再仕失败，陶渊明确实对官场有点冷漠和厌倦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陶渊明济世的热情不减。经权衡比较，陶渊明于是选中了当时以整顿朝纲面貌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央的刘裕。刘裕此时被拥为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将军，陶渊明便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参军。
陶渊明先后出仕桓玄、刘裕的军府，都是抱着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府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刘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阴怀篡逆。严酷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认清了刘裕的伪善面目，其正当炽热的政治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浊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但他在这污浊的官场中，开始对年轻时的抱负颇有些怀疑，感到内心矛盾极了。世道虽与他相违，但真要隐居不出，实也有悖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壮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
因此陶渊明旋即出仕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可就是这位功勋赫赫的将军，却遭人无端排挤，不得不借安帝复位之际“自表解职”，不得善终。这一事件对陶渊明触动很大，推人及己，他由刘敬宣想到自己的遭遇，体会到若想建功立业，欲“大济于苍生”，是何其艰难！随着刘敬宣的解职，陶渊明也回到了故乡。这一次入仕本是带着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与隐的分水岭。从这以后，他入仕的政治热情明显弱化了，再也没有猛烈迸发过。
最后一次出任彭泽令，并非出自本心，而是为公田种秫而“足以为酒”去的。《归去来兮辞》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督邮的到来，使他积于胸中多年政治抱负未遂的愤怒与痛苦彻底爆发而出，“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这既是给官场的诀别书，也是对五次入仕理想的总结。以前抱定“大济于苍生”的政治理想，他认为“邦有道”而出仕；现在欲做贤臣而无路、欲有为而不能的情况下，他只能退而“独善其身”“守拙归园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四十一岁归隐，其一生重要的经历，其实大体都是参照孔子的人生设定来践行的。
（摘编自钟书林《陶渊明的底色和他的五次出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