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进步电影的发祥地。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进步电影就建立了描写现代都市生活、关注底层民生、批评社会不公、强调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些影片的主人公通常是城市平民、劳苦大众或普通知识分子，他们多挣扎于战争、阶级压迫和苦难的日常生活之中，但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对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心怀向往。上海进步电影涌现出许多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花月》等。这些作品承袭了文学和其他门类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风格，在美学上强调客观真实地描写生活；但其呈现的整体社会图景和人物，因为现实的原因常常是灰色的。
上海进步电影的灰色之气，在1949年后新中国电影创作中被一扫而空。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启了新中国电影的新征程。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表达了关于电影的新思想，即电影要务于新的国家政权和新的社会，电影要展现新的国家形象，就要反对“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歌颂“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这就确立了以新的国家为核心价值的新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也为新中国红色经典电影的国家叙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在毛主席电影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对传统的私营电影公司进行了国有化改造，建立了国营电影工业的系统。与此同时，在电影创作中也开始形成一种与此前上海进步电影不同的面貌。这些红色电影中的主人公通常是革命战士，这里的战士，可以是革命军队的士兵，也可以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普通人；影片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主人公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说最终取得胜利；故事空间也相应地从城市转向了革命战场、农村和工厂。同时，随着革命故事的内容和主题的变化，影片的叙事和影像风格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发展潮流中，中国电影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新中国美学特征的电影作品，成为了中国红色经典电影的源头。
而“红色经典”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被提出则是在20世纪末。1997年，在“红色怀旧”的文化浪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红色经典”丛书，重印了《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重要影响的长篇小说“红色经典”一词进入人们的视野，它在狭义上指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出品的革命历史小说。之后，这一概念的所指进一步扩大，通常将1942年后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经典作品都纳入其中，涵盖了小说、电影、音乐、舞台剧等艺术样式。
新世纪之初，根据《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一批“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开始出现，其中不乏市场关注较大的作品，这也引起了官方和学界对“红色经典”及其改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级有关单位发出《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也是“红色经典”的概念首见于官方文件，该通知强调了改编时要注意的问题，禁止戏说“红色经典”。近年来，文艺界对“红色经典”的回顾、改编和翻拍再度迎来高潮。
总的来说，“红色经典”影片在当时和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始终占有着重要位置，它们是代表中国主流政治和思想文化价值的电影。“红色经典”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等仍在不断地被界定、阐释和完善，但“红色”是它的基本属性。
（取材于陈犀禾、赵彬《红色经典电影及其国家叙事》）
材料二
时代主题的更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扩展了“新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新红色经典”在新主流框架下，立足当下，以新历史观、新审美观、新价值观，面向人民再造经典形象，完成对红色文本的影视书写。
重新阐释红色文化中的深刻历史观，聚焦过去、现在、未来，成为新的时代金题。“新红色经典”是对过往历史的重要注脚，影视创作需要扎根真实历史和革命故事，回到“过去”，为观众创建沉浸式体验的历史时空，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洞察时代主题，叩响历史回音。“新红色经典”还需立足“现在”，勾连起历史与现实，将革命时期的人、物、事五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语境下，进行新的思考与评判；以符合历史方向与当代潮流为前提，对红色符号进行新时代的再阐释。
以《大江大河》《山海情》《觉醒年代》为代表的优秀文艺作品，深耕时代的历史故事，延续了传统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真实度、历史感、人民性，拓展了更广阔的时代视野，呈现了崭新的历史风貌。《大江大河》聚焦改革开放大时代下的普通人物群像，寻找历史事件与人物故审的时空焦点，建立起当代观众与革命年代的情感联结；《山海情》则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讲述宁夏西海固从一地贫瘠到全面迈向小康的艰难征程，立体生动地呈现个体人物，是对无数扶贫事业参与者的致敬；《觉醒年代》关联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要历史事件，基于史实，恰当虚构，以当代视角重新演绎艰难求索的革命年代，颇受年轻观众的喜爱。这些“新红色经典”，普遍蕴含着更深刻的时代意义，体现着时代变奏。不论是《山海情》中西海固脱贫故事的择取，还是《觉醒年代》中热血故事的编撰，都依循着革命历史与时代主题相呼应的内在逻辑。近几年“新红色经典”普遍突出了民族情感，其主流价值导向并非走向狭隘，而是在对历史客观陈述中凸显民族力量，以无名英雄群像的书写肯定人民的主体地位，在怀旧情感中激发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早期红色经典着重书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的主体地位，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都普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烘托出强烈的民族情感与爱国热情。近年来，“新红色经典”正在逐渐弱化单一表达，呈现出多元的价值判断，始终基于现实主义深刻内涵，兼具崇高美学与浪漫主义想象，颂扬爱国将士、民众英勇斗争的无畏精神，唤起大众的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共鸣和强烈文化认同。
“新红色经典”以突出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为价值导向，抛却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庸俗主义，阐述爱国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集体主义，体现与人民群众有着更紧密联系的核心价值。《大江大河》《山海情》《觉醒年代》等一众影视作品皆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叙事，勾勒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民主体形象，再现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青春、祖国建设者为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的峥嵘岁月，体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不同身份的群体在祖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的伟大贡献及巨大价值。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者与书写者，“新红色经典”所塑造的主体形象归位到了人民群众。
“新红色经典”不是对革命题材的简单重复，也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刻板宣教，而是强调立足当下语境，重新确立信仰的力量，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市场中找寻时代精神的深刻意义；在过去与现在的相互映照中找寻不变的理想信念，还原革命精神的真正底色。
（取材于房博然、王琳琳《重塑“新红色经典”的时代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