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摩崖石刻是石刻中一个独特的类型，作品均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不可移动的文物遗存。湖南摩崖石刻沿潇湘等水路通道分布，石刻文物与沿江分布的丹霞地貌的水石环境融为一体。湖南浯溪碑林摩崖石刻《大唐中兴颂》等，构成了中华中兴颂的宏大主题，突出反映了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繁荣富强的美好期盼。位于浯溪碑林的唐代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丹的大幅石刻《大唐中兴颂》，世称“摩崖碑”，又因其年代之远、碑面之大、字数之多，被誉为“摩崖三绝”[注]，成为“浯溪八景”之一。石刻高300厘米，宽320厘米，字径约15厘米；正书，左行；正文中敬语挪抬；共计21行，每行满格20字；形制巨大。761年，先后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参谋和荆南节度判官、整兵拒贼的元结，写下《大唐中兴颂》，盛赞玄宗、肃宗两朝“复两京”“还京师”“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将之与前代帝王盛德大业相提并论。771年，元结请颜真卿书写《大唐中兴颂》，大字深刻，镌石于湖南永州境内湘江崖岸的浯溪，一篇大字摩崖碑诞生了。《大唐中兴颂》之所以千古流芳，也与书写者的爱国情怀有关。安史之乱后，河朔尽陷，颜真卿与从父兄颜杲卿起兵抗敌，河北十七郡同日归顺，横绝燕赵。其后颜杲卿被擒，骂不虚口，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人。史称“真卿大节，炳著史册”。“经乱年年厌别离，歌声喜似太平时。词臣更有中兴颂，磨取莲峰便作碑。”（司空图诗）大唐、大宋、大明三朝中兴颂蝉联刻写在永州浯溪高崖之上，悠久高明，吉祥止止。浯溪摩崖石刻寄托了一代代中国人对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期盼，同时也构成了湖南碑刻中最为宏大的人文主题。
（摘编自张京华《灿烂金石清夺湘流——湖南摩崖石刻中的中华中兴颂》）
（注）“摩崖三绝”，即文绝、字绝、石绝。
材料二：
图像学由19世纪的图像志研究发展而来，进入20世纪后，图像志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应用在各个学科中，进而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史研究的新方法——图像学。潘诺夫斯基是图像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在《视觉艺术的含义》一书中提出对作品的解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对象是自然的题材描述，即前图像志描述；第二个阶段是结合艺术作品产生的时代与背景，分析作品特定主题和传统意义，即图像志分析；第三个阶段的阐释，就是要对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或者是深层含义进行进一步的挖掘，这一阶段被称为图像学分析。相对于第一和第二个阶段，在分析的过程中可能会潜意识地把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情感体现在其中，用以烘托主题，第三个阶段是对图像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一步的挖掘与探析，这一阶段被称为图像学分析。纵观整个唐代，其社会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在文化发展上也与其他国家交流不断。从史书上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思想、心态都是积极开放的，崇尚雍容华贵的心理状态和豪迈奔放的生存风貌是他们主要的特征。一个书家一种书风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一个成长与完善的过程。颜真卿于734年登进士第，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颜真卿为人坦荡，刚正不阿，人生经历复杂，其书法有着自然瑰丽的境界又有着恢宏雄健的面貌。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成就了其书法的阔大气象。中唐之后，在新的审美思潮的影响下，颜真卿的审美取向也随之而改变，自成一家，形成自己独特的书风。《大唐中兴颂》是颜真卿62岁时的作品，也是他书法风格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纵观颜真卿一生的书作，《大唐中兴颂》也是颜体楷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篇巨作变初唐楷书风貌为正大、雄壮，从而更多元化，标志着颜真卿在笔法、章法上的改革，因而在颜书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过颜真卿几十年的反复临摹创作，最终颜体巍然屹立在书坛，后人习书皆以其为学习楷模。浯溪碑林其他的摩崖刻石群，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大唐中兴颂》衍生出来的，它是浯溪碑林最为精华的地方。《大唐中兴颂》文辞精彩，书艺超群，是历代人瞻仰学习的对象，它对颜真卿本身的楷书技法进程而言是一块里程碑，对榜书技法的形成而言更是里程碑。时代与艺术观念都是相互映衬的，唐代的经济、文化发展都处在鼎盛时期，既然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时代，那就必然有与时代观念相应的艺术。颜真卿书法雄强粗犷的特色、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与大唐的艺术精神和时代文化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大唐的盛世成就了颜真卿，同时颜真卿又将大唐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趣通过书法映射出来，通过观赏他的书法我们也能从中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气度恢宏的唐代。
（摘编自邓鸿娟《永州浯溪碑林摩崖<大唐中兴颂>图像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