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之意，与诗歌创作中的浅平直露、一览无余、略无余韵相反，它是，国古典诗歌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歌的含蓄包括两层内涵：一是题旨即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故意说得隐约含糊，让人捉摸不透；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象征等手法，包含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言已冬而意无穷。
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诗经·兼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以及追求的具体内涵，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最早提到“含蓄”一词似在唐代，“含著”成为一种美学形态和诗学概念，大致起于中唐皎然的《诗式》，他在解释“辩体”十九字时，在诗学领域第一次提到“含蓄”：“思，气多含蓄曰思。”含蓄风格也成为唐代人的一种创作追求。刘禹锡就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知人意深。”（《视刀环歌》）对如何克服“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现象，他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董氏武陵集纪》）也就是说意境不在象内，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样的语言让人体会到了“言外之意”，也就不会再浮浅了。
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记载了梅尧臣的一段重要论述。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诗歌含蓄风格形成的原因与儒家“委婉蕴藉”的人文观有关，人们在日常交往和朝会、宴饮等场合中，常常以象征性的动作、隐喻性的语言和戏剧性的场面来传情达意，久而久之，形成了蕴藉的性格和对含蓄美的崇尚。其典型就是“春秋笔法”，它要求史笔遵循“微”“晦”“婉”的表现原则，追求人物褒贬的隐晦性，亦所谓“一字寓褒贬，微言含大义”。含蓄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日常生活中，人们大都有这样的审美体验，即含而不露的事物总比浅露、单一的事物更能让人赏心悦目，启人深思，因为它可以唤起人们的审美注意和丰富的审美联想。“接天莲叶无穷碧”固然有气势，但“小荷才露尖尖角”更有情思；“风吹草低见牛羊”给人苍茫之感，而“草色遥看近却无”更有审美趣味。
一首诗是否达到了“含蓄”的美学境界，关键要看其意象的营构能否离形得神。“言微旨远，以小写大”是诗歌创造含蓄美的重要手法。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云“以鸟鸣春，以虫鸣秋，此造物之借端托寓也。绝句之小中见大似之”。寓大于小，于细微处蕴含宏旨精义，以使读者“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晚唐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全诗仅落笔于眼前的“野草花”“夕阳斜”“堂前燕”等细景小物上，反映的却是一个深刻而宏大的主旨：王朝的更替、权贵的兴衰，这是历史的趋势。烘云托月、以此写彼是营造含蓄境界的另一手法，诗人为追求境界的含蓄、韵味的浓郁，创作时往往力避正面突破、明言直抒，而是侧面迂回、出奇制胜，使之言见于“此”而意显于“彼”，收言短而情长之效。金圣叹说：“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不在云者，意固在于月也。”（《增订全批西厢》）此即“烘云托月”之谓也。
（摘编自《中国古典诗歌的显隐》）
材料二：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清末民初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的境地。照我看来，这种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即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二者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首先，从唐宋词人的角度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之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又通过写词而把其生命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作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到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缘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惟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材料三：
要欣赏诗词，须看诗词人“说话”的艺术。李义山的《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不说如今追忆，惘然之情，令人不可为怀；却说可待追忆，即在当时已是惘然不胜了。如此不但惘然之情加倍托出，而且宛转低回，余味无尽。晏小山作《鹧鸪天》，写道：“醉拍青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此词写怀人念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而归信无凭，空对来书，流泪循诵——此本相思之极致也，而词人偏曰：来书纸上诉说相思，何能为据？莫如丢开，勿效抱柱之痴，枉费伤心之泪。话似豁达，实则加几倍写相思之挚。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如果直言诉说，“我如何如何相思呀”，不但不能感人，而且根本不成艺术。
要欣赏诗词，不能不提“境界”的艺术理论问题。“境界”一词，虽非王国维所创，但专用它讲词学的，自以他为代表。他认为，词有境界更佳，否则反是。其说认为，像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欧公的“绿杨楼外出秋千”，着一“出”字而境界全出矣。究其实际，境界仍然是我们文学艺术美学观念中的那个“传神”的事情。人们讲诗词时，最尚者是神韵有神，方有容光焕发；有韵，方有言外之味。神与绘画密切相关，韵本音乐声律之事。可知无论“写境”（如实写照）还是“造境”（艺术虚构），都必须先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否则安能有神韵之可言？由是而观，不难悟及：境界，并非最高之理想，盖境界本身自有高下雅俗之分，怎能说只要一有境界，便成好诗词呢？龚自珍尝笑不学之俗流也要作诗，开口便说“柳绿桃红三月天”，以为这俗不可耐。难道能说这句诗没有任何境界吗？不能的，它还是自有它的境界，问题何在？就在于没有神韵东坡特赏同时代词人柳永《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以为“高处不减唐人”。这“高处”何指？不是说柳永写出了境界，而是说那词句极有神韵。境界有时是死的，神韵却永远是活的。
要欣赏诗词，须稍稍懂得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上的事情，遇见文学史上的掌故、佳话等，不能都当作陈言往事而弃之不顾，杜甫称赞李白：“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有人硬说这是“贬”词。这实是诗圣老杜拈出的最高标准，析言之，即声清，意新，神俊，气逸。这是从魏晋六朝开始，经无数诗人摸索而形成的总结性的理论表述，如果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又怎能谈到欣赏二字呢？
（选自周汝昌《<唐宋词鉴赏词典>序言》，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