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答中外记者问时，特意提到大家关注的“地摊经济”：“西部有城市按照当地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摊位，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此前，有权威媒体报道， 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中央文明办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该消息一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李克强还强调：“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到的3个数字刷屏网络。李克强总理接着说，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和“高大上”的公司、企业一样，是中国的生机。我们会支持他们的。
（摘自李克强《地摊经济：温暖人心惠及民生》）
材料二：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地摊经济是城市里的一种边缘经济，一直由于影响市容环境而被限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合法化。
地摊摊主经营费用低，不用交税。运营成本如此低下的情况下，如果贩卖与正规商店同等质量的产品，就算价格比商场便宜，仍有利可图。正是这样的利益驱动，使得摊主们冒着物品被罚没的危险摆卖。作为消费者，其购买相同质量的产品，肯定倾向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地摊特别适应低收入者阶层的需要，在目前经济前提下，低收入者需要的一般是质量不高，价格实在的产品。而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离开了土地的农民等去摆卖地摊，为的就是帮补收入。这样的自发的、非正规的就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一般有摆卖地摊的街道会比较热闹与繁荣，廉价的地摊可以吸引消费者前来聚集，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在一定程度带动周边正规商铺的人流。不容置疑的是，地摊经济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良影响又客观存在，比如给交通和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产品的质量也不一定能得到保障。
（摘自360百科《变“堵”为“疏”，释放活力》）
材料三：
过去限制“地摊经济”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市容市貌会造成一定影响。但文明城市不仅是表面上的光鲜亮丽、洁净整齐，更要让全体市民享受到发展红利，对未来前景拥有信心。社会学家王明美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希望能在城市的规范化与民生实际情况之间去寻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总理李克强提到的西部城市成都允许占道经营两个月内，直接或间接增加了 10万个就业岗位。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味的小食摊，卫生、噪声和油烟成问题；路边的集市、夜市，容易阻塞交通，而且产品质量难控。这些问题，都考验着城市管理者。
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为地摊正名，以平等的视角看待“小商小贩”。小商也是商，比如，要实现路边经济效益最大化，就要为这些流动摊贩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进行更精细的管理。
其次，要对地摊进行必要的资质管理。在有的城市，小商贩不仅有固定的摊位，而且是编造在册的人员。这不仅为政府管理提供了渠道，也让经营者感受到平等与保障，引导他们能着眼长远，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
还有，公共服务对地摊经济的发展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市场秩序、环境卫生等问题，既是地摊经济的薄弱环节，也是加强服务与治理的契机。城市管理者不妨尝试将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引入地摊经济，比如，采用以分片区、分业态和分时段的方式，对地摊经济进行分级分类管理，餐饮密集处多加强卫生力量，商品销售点提供治安巡查，并加持以公约、自律，共同呵护好地摊经济的发展环境。
总之，对地摊经济既要松绑更要帮扶一程。既要激活“地摊经济”，也要做好“放、管、服”工作，各地政府多行创新之事、务实之举。
（摘编自光明网《做好“放、管、服”，激活“地摊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