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类活动已造成气候系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0年以来的50年是过去2000年以来最暖的50年，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高于200万年以来的任何时候。2011年至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了1.09摄氏度，其中约1.07摄氏度的增温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气候系统的变暖仍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全球地表温度将比工业革命前上升1.0摄氏度至5.7摄氏度。未来20年，全球温升将达到或超过1.5摄氏度。如果未来几十年内进行全球范围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大幅减排，温升将在本世纪内低于2摄氏度。
随着气候变暖，全球许多区域出现并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复合型事件的概率将增加。同时发生极端事件的情况会更加频繁，例如高温热浪及干旱并发，极端海平面和强降水叠加造成复合型洪涝事件加剧。
未来温升由历史累积和未来排放的温室气体共同决定，实现净零碳排放将有助于控制温升。要将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限制在特定水平，需要限制累积二氧化碳排放，并至少达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在低排放情景中，实现将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目标，需在2050年之后实现净零排放；而实现将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目标，则需要在2050年左右实现净零排放，并在之后采取强有力的负排放措施。
（摘编自庄国泰《气候变化前所未有，灾害防御未雨绸缪》，《人民日报》2021年08月20日）
材料二：
在4月16日举行的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三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共同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方在峰会上强调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充分彰显中国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中国动力的决心和信心。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反对个别国家将自身利益置于人类整体利益之上，主张各国应自觉履行《巴黎协定》相关义务，有能力的国家和行为体应该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援助弱小国家，提升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如今，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内政外交的重点方向之一。各国应当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展开积极的气候合作，真正做到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商全球气候治理方案、共建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共享全球气候治理福祉，化挑战为机遇，造福人类和子孙后代。
（摘编自郭言《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中国动力》，《经济日报》2021年4月17日）
材料三：
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司长介绍，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灾害风险管理，中国气象局将强化基础性工作，通过科技创新支撑气候治理。
在中国气候系统关键区，协调推进气候观象台和大气本底站建设，拓展温室气体立体观测网络功能与布局。加强气候变暖对我国典型脆弱地区影响的监测，推进青藏高原气候系统综合观测能力建设，加快冰川站网建设。
建立全球百年以上时间尺度地面温度序列。建立完善全球区域一体化大气和陆面再分析系统。基于气象卫星观测数据，研发主要温室气体浓度变化产品，研制全球和中国区城植被、海温、冻土、积雪长时间序列气候数据集。
推进气候系统相互作用机制研究，持续开展气候变化检测归因研究。深化气候系统多圈层、多时间尺度相互作用及其对中国气候变化与异常的影响过程与机理的认识，研究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响应与城市效应，分析气候系统突变与反转点等前沿科学问题。
发展地球系统模式，实现不同圈层分量模式的高效耦合，继续参与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提高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模拟与预估水平。研发中国10至30公里高分辨率精细化区城气候模式。
开展中国区域极端事件未来预估，关注未来10年至100年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变化，以及可能的“阀值”和突变点。建立中国区域精细化网格月一季一年际预测业务，提高月、季预测和年景预测水平。建设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平台。开展面向农业、水资源、海洋、人体健康、基础设施等重点方向的早期灾害预警和风险预估技术，加强城市气候变化风险评估。
围绕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和新需求，针对气候变化关键、热点问题开展决策服务。强化气候变化专业服务，例如研发推广适应需求的精准气候保险类产品、建立全国—地方巨灾气候保险模型试点示范区等。
（摘编自刘毅《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人民日报》2021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