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小康经济是建筑在小心侍候土地、尽力保持地力、使人们老是可以取资于地面上培植的作物的基础上。任何一个到中国乡村里去观察的人，都很容易见到农民们怎样把土里长出来的，经过了人类一度应用之后，很小心地重又回到土里去。人的生命并不从掠夺地力中得来，而只是这有机循环的一环。甚至当生命离开了躯壳，这臭皮囊还得入土为安，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回到什么地方去。
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那些依赖矿产来维持生活的人看来是迂阔的。海外的华侨可以劳苦终日，一文一文地储蓄了寄回家乡，死后还要把棺材遥远地运回去安葬；那种万本归源的办法是西洋人所不能了解的，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自己就有一个老祖，中了举，派到云南去做官，受不住瘴气，死在任所。他的弟弟牺牲了自己的前途，跋涉长途去运柩回吴江，经了好几年，遇着各种困难，完成这在现代文化中认为毫无必要的使命，但在我们家谱上却大书特书，认为是历代事业中最伟大的一课。这类事情所代表的意义，可能是值得我们细加思索的。这象征着乡土联系的最高表现，而乡土联系却维持着这自然的有机循环。
从社会上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这个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乡下人为孩子提名，最普通的是“阿根”，人也有根的，个人不过是根上长出的枝条。他的茂盛来自这个根，他的使命也在加强这个根。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资料、供给他教育文化的社会，小至一家一村，大至一乡一国。唯有根固的枝叶才能茂盛，也只有枝叶茂盛的根才能固。不论是人才还是物资，如果像采矿一样只取不回，经过一个时期这地方必定会荒芜。取与回的循环可以很广，很复杂，但是却不能转不过来。循环越大，水准越高；但是能维持任何水准，必须有个循环。采矿式的消耗，性质上是自杀的，自杀可以慢性，但终必有枯竭的时限。一个健全的和能平衡的文化必须站在有机循环的基础上。
（摘编自费孝通《损蚀冲洗下的乡土·落叶归根的社会有机循环》）
材料二：
大半个世纪前，费孝通曾用“乡土中国”概括新中国成立之前基层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并精辟地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然而，昔日的“乡土中国”在城镇化和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似乎离人们渐行渐远，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背后是乡村社会成片地、急剧地消失。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们平均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委会，平均每天约有20个行政村消失。纵观各国的城镇化进程，虽然农村的衰落乃至终结是进入城市时代经历的普遍现象或规律，但像中国这样规模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影响如此之深的案例尚属罕见。
后乡土中国的去乡土性与近现代性实质上是相伴而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一步弱化了农民对土地的情结。乡土社会里，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后乡土中国恰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大量人口为寻求农业以外的谋生机会而选择向城市流动，从而频繁地出入乡村。过去五年间，全国农民工数量以年均3.9%的速度持续増加，外出农民工占总量的比例基本保持在6%左右。这些规模庞大的群体“候鸟式”往返于城乡之间，是造成后乡土中国高流动性的主要因素。此外，高流动性还表现在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梯度选择上，返乡农民受家庭经济实力的限制往往会先从农村迁移到乡镇，待经济进一步好转再迁移到县城，甚至区域中心堿市或省会城市，而原先的农村宅基地则多半处于荒废状态。
（摘编自李迎成《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
材料三：
农业生产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本。从生活角度来观察农业生产行为，可以称之为“农活”。在这一过程中，有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创造性劳作中对生活真谛的体悟。因此，农业劳动充满了一种“综合的人性”，其独特的教育作用有助于对“完整的人”的设计与培养。然而，现代化的魔力、经济利益的驱使正挑战着祖辈固守的农耕传统。那些没有经济价值或低产的品种被迅速淘汰，如何利用新技术脱贫致富、增加产量是从事生产的终极追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传统的农耕技术被摒弃，顺应动植物生长规律的农耕制度被现代化工具和技术改写。大棚技术决定了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和周期，嫁接技术让小果实植物长出硕果，激素饲料缩短了家禽、家畜的出栏时间。这种生产方式的革新，改变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人们对科技的笃信与虔诚，也使农事信仰对人的约束与规范日趋松弛。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传统耕作制度中所藴涵的生态文化观已明显淡化，农耕经验在他们的头脑中几乎是空白，迫于生计外出打工使他们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丧失了与自然和农业接触的机会。他们不再是农业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为的是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农业的机械化相比，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经验有些已经落伍了，但它们所蕴含的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巧用自然规律的发展理念却是我们一定要存留的。如果我们的子孙丧失了对这些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承能力，那么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疏离。就此而言，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表面上是保存农村文化，保留和城市文化相对应的另一半文明，更为长远的意义则在于存留现在的生活状态与过往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这是农耕民族生存与发展之根。
（摘编自孙庆忠《乡土社会转型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