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詹姆逊曾经指出：“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多此前未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资本的势力逐渐成为支配一切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詹姆逊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即：消除经济、文化两个领域之间的差异，进而消除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
正是这种现实，文学遭遇了两难选择：为了弘扬民族价值，文学必须强调民族特性，而且越鲜明越好；为了让其他民族认同并产生世界影响，文学又必须模糊或放弃某些民族性的因素而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世界。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几乎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典“化石”。我们有过“中国气派”的追求，喊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口号，也走过“俄国人的路”，甚至今天还在虔诚地膜拜着“世界文学”：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民族在中西文化上的摇摆状态。
中国文学的探索与实践大体可分两个系统，其一，坚守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创作，如废名、汪曾祺的创作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去寻求突破，文辞简约幽深。其二，创作直取西方文学的样式，如李金发、王蒙的创作，前者以法国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为师，走向象征主义的朦胧晦涩；后者模拟意识流，创作出大异其趣的作品，但这些努力没有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座上客”。
西方内部也曾发生过文化趋同性与民族求异性之间的矛盾，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但它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参照系，成功地完成了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受到当时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推崇天才的创造性力量，而它的参照系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两次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思想运动都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既需要强势文化的滋养，更需自己传统的力量，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
当下，中国正在拓展开放的宽度，加强与世界融合的深度，中国民族文学当然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需要引进“他者视野”，给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激励与竞争的机制，以利于优化本民族文学。对于民族传统的文学书写，也不必注重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这些外在标识，时代已经重塑了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独特心态、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正以新的样式存在于生活的细节中。观照世界，接续传统的灵魂，才能让本民族文学真正以“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
(根据网络资料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