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大量个体小农和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舞台中心。社会奕廷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诚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思潮就是人的觉醒。它成为了从两汉时代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诚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曲折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如《古诗十九首》，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名利、享乐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服尘”.....·这些“古诗”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等结合糅杂在一起，使这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愈显沉郁和悲凉。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正是对外在权成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诚纬宿命、烦琐经术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珍重生命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正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文学的自觉”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观念的形成，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首次提出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并把它与“文学的自觉”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我们知道，在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文学创作的自觉。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很难说《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不是自觉创作的结果，它们最初的产生可能都是自觉行为。但由于它们不同程度地对经史、音乐，对社会、政治乃至强权表现出较大的依附性，而且关键是创作者不是有意进行文学创作，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尚无文学的概念，所以他们的创作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自然也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不过应承认，由于《诗经、楚辞、汉乐府从它们所属的音乐体系中脱胎出来后，就只以文字形式流传，这为人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典范，自然成为人们表现生活、抒发情感、描绘自然、记述事件的模仿对象。《古诗十九首》就是人们仿照两汉民间乐府进行创作的尝试。虽然我们至今仍无法确认它们的作者，但它们与《诗经》、楚辞、汉乐府有着较大差别。它们不依附于经史，不依附于政治和强权，也不再是只作为音乐的附属品而存在。
应该承认，早在先秦人们就看到了“情”与“文”的某种特殊关系。但先秦两汉在肯定“发乎情”之后又特别强调“止乎礼义”的重要，他们用儒家的政治、道德原则去规范、限制诗歌感情的表达。魏晋以后则不然，陆机所说的“诗缘情”的“情”则未加任何限制，凡属于人类的七情云欲无不囊括其中。钟嵘更是遍举了人世间形形色色之情，甚至把女子“扬蛾入宠，再盼倾国”的得意之情亦涵盖在内。由此可见，先秦两汉与魏晋虽然都讲情，但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文学创作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人们从不太重视情到以情为重，从带有知情的情到不拘一格的人类的真情；从表现社会的集体的情，到抒发个人的独特的情。这标志着文学观念的转变，这是中国文学火上一个质的飞跃。魏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独放异彩，是与文士们对“情”的观分态度分不开的，更直白地说是“情”解放的结果。
（摘编自胡红梅、胡晓林《魏晋“人的觉醒”“文学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