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两汉时期，在国家大典的祭祀活动中，行使主祭权的只能是皇帝本人。地方上郡国县邑的君长只能祭祀自己行政区域内的法定神祗，事关国家主权象征的“公社”、郡国庙，主祭权也归属皇帝，地方长官只能以侍祠的身份祭祀。汉初诸帝设郡国庙，皇帝拥有把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祭事是汉官吏比较重要的职责。汉代皇帝重视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教化，宣扬以“孝”治天下，并进行赐爵、复除与大赦等祭祀封赏措施，加强皇帝与臣民的恩义关系。

  ——摘编自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

材料二：北京祭坛处于中国古代祭坛文化集大成的地位。清帝均重视礼制建设，都表现出对祭祀活动的无比虔诚。在不同的祭祀中，用不同等级的敬神礼仪和乐舞来表示他们对诸神的崇敬。这些祭祀中，天的地位是最高的，对地神的祭祀是仅次于祭天仪典的祭祀。土地、五谷组成的社稷就代表了生命的根本，也是国家命脉所在。而祭祀礼仪、乐舞构成的中国特有的敬神文化，反映出来的是人对自然的敬畏，渴望天人和谐的精神。这些祭祀仪程冗长、礼仪繁缉，耗费人力、物力，充分地衬托出皇帝众神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威严，显示祭祀活动的严肃性，创造神秘的祭祀氛围。

 ——摘编自姚安《清代北京祭坛建筑与祭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