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诗人都有他独特的性格、作风、意见和态度，这些东西会表现在作品里。一个读者要单选上一个诗人的东西读，也许不是有益而是有害的，因为我们无法担保这个诗人是完全对的，我们一定要受他的影响，若他的东西有了毒，是则我们就中毒了。我以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可靠的选本，这位批评家应该懂得人生，懂得诗，懂得什么是效率，懂得什么是价值。
我以为诗是应该自由发展的。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诗我们都要。我们设想我们的选本是一个治病的药方，那么里面可以有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歌德、济慈、莎士比亚；我们可以假想李白是一味大黄吧，陶渊明是一味甘草吧，他们都有用，我们只要适当地配合起来，这个药方是可以治病的。所以，我们与其去管诗人，叫他负责，我们不如好好地找到一个批评家，批评家不单给我们以好诗，而且可以给社会以好诗。
历史是循环的，所以我现在想提到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时代，了解时代赋予诗的意义，了解我们批评的态度。封建的时代，我们看得出只有社会，没有个人，《诗经》给他们一个证明。《诗经》的时代过去了之后，个人主义社会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且实实在在就果然进到了个人主义社会。这时候只有个人，没有社会。个人是耽沉于自己的享乐，忘记社会，个人是觅求“效率”以増加自己愉悦的感受，忘记自己以外的人群。陶渊明、谢灵运之流忘记社会，为自己的愉悦而玩弄文字——当我们想到那时别人的苦难，想着那幅流民图——这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了，到了极端，即是宣布了个人主义的崩渍、灭亡。杜甫出来了，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共同欢乐，共同悲苦，杜甫之后有了白居易。诗人从个人的圈子走出来，从小我而走向大我，《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有个人，再进而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进而到这时候，已经是成为个人社会了。
到这里，我应提出我是重视诗的社会的价值了。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发展成为“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社会”的，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所以，我们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是以价值论诗了，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诗是要对社会负责了，所以我们需要批评。从目前的情形看，一般都只讲求效率，而忽视了价值，所以我要大声疾呼，请大家留心价值。有人以为看重价值就会忽略了效率，就会抹杀了效率。我以为不会，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它的。诗人发掘出了这原料，让批评家把它做成エ具，交给社会广大的人群去消化。所以原料是不怕多的，我们什么诗人都要，什么样的诗都要，只要制造工具的人技术高，技术精。
(摘编自闻一多《诗与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