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乡村公共空间实际上由两股力量所构建：一是传统宗族结构及其社会关联；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导，以礼治秩序和长老权威为基础，宗族对传统村庄公共空间的构建产生了巨大影响。村民在祠堂等宗族场所中讨论公共事务，达成集体行动，维持村庄秩序再生产，宗族维系的社会关联和空间场域酿就了传统乡村公共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外部行政力量打破了原有宗族社会关联及活动空间，重构了村庄公共空间。政治认同代替原有的血缘关系，成为主导村民行为的主要力量，村庄共同体的“公共性”因村庄社会的集体化、公社化过程而表现得更加明显，形成人民公社时期特殊的村庄集体生产、生活公共空间，具体表现为生产大队、行政性集会及乡村文艺活动等，为当时乡村社会整合及秩序建构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民公社宣告解体，中国乡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生产大队”，国家强制权力逐渐从乡村社会中“退场”，行政强制力形塑的公共空间也不断萎缩，乡村社会出现了“社会原子化”趋向，乡土团结陷入困顿，村庄公共空间走向衰落。但之后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村民横向连接的有效平台和维持村庄集体行动的补偿结构正在出现。曹海林认为，人民公社解体、乡村“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逐渐萎缩后，诸如乡村集市、红白喜事等形态的“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接替了一部分原来行政权力的职能，成为乡村秩序生产和社会意义再生产的重要场所。
但市场化改革以来，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农民越来越缺乏公共生活和政治参与。阎云翔指出，要改变乡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断裂状态，重建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就应该发展农村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如果“国家在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经济支持后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会自组织”，那么“农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断裂还要延续下去”。不同于上述思路，董磊明则表达了对乡村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黑恶势力及合作困境的担忧。他提出，应通过增加国家常规力量，包括行政、司法以及财政力量对农村的渗透来鼓励扶持农民自组织成长，由此改善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衰落状况。
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乡村公共空间形态做出了判断和展望。总体来说，不论是国家退场后的“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还是乡村社会自组织，抑或增加国家常规力量以求改善的思路，都需依托特定地域主体对乡村公共空间的积极建构。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乡村青壮年劳力“离农化”，中国乡村社会“主体”流失成为乡村社会主要特征之一。在当今“半熟人社会”和“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村庄，沿袭传统方式复兴村庄公共空间的努力日益乏力。
此时，网络社会的来临提供了新机遇，以互联网为基础、智能手机为载体的村级“微信群”的出现为重构乡村公共空间提供了可能。方晓红、牛耀红以甘肃陇南“冯村”的移动互联网实践为例，从“村庄社会何以可能”视角出发，探讨了以“微信群”为载体的村庄网络公共空间对村庄公共性的重建经验。本文的田野地点D村，也是由村级微信群带动村庄公共空间复兴的村落，但不同之处在于，冯村微信群是由村落精英自主建立的“村庄内生型”网络公共空间，而D村村级微信群则是上级政法部门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行政外生型”网络公共空间。相较冯村“村庄内生型”网络公共空间参与主体的单一封闭性，D村网络公共空间因其“行政外生”特点表现出各基层主体多元复杂的关系生态。
（摘自《微信群对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见《河北学刊》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