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代的王安石及其领导的“王安石变法”，当时人和后来人都有不同的判断和评价，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有很大的争议。大致来看，对其人品、学术水平等，当时人和后来人中多数人是肯定的；而对其变法的看法，则分歧很大。
从南宋到清末的700多年间，学术界和政界对王安石变法大多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北宋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到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面临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先进性，进而积极研究、赞扬王安石变法。梁启超的重新评价与高度赞赏，不仅在学术界产生广泛而长久的影响，而且在政界也有重要影响。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中讲道：“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所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王安石变法确实想通过一系列的兴利除弊措施改善民生，特别是通过“农田水利法”，在全国掀起一场古代罕见的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兴修了一万多处水利田。同时，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改革变法富国强兵，保证国家政权长治久安。从孙中山的讲话可以看出，他的“民生主义”思想，某种程度上受到王安石“新法”的影响。在清末民国时期，学界政界很多人士积极主张学习西方，但很快发现西方文化也存在巨大缺陷，需要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智慧加以补充改进。在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带动下，政界很多人士积极研读王安石的著作，宣传王安石的“新法”。仅1935、1936年两年，各类报刊就发表了100多篇论述王安石的文章。他们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非常欣赏，并尝试在制定政策时对某些变法思想有所借鉴。
清末民国，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传播到西方国家。担任过美国农业部长和副总统的华莱士，自述从20世纪初就深受中国留学生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的影响，深入研究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表现出来的“三不足”（天变不足惧，祖宗之法不足守，流俗之言不足恤）精神和气概，对现代许多政治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曾引用“三不足”称赞他。据研究，“三不足”之说，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替王安石和宋神宗总结出来的。其实，王安石批评汉儒的“天人感应论”、人君过失导致天象异常灾变之论是“蔽而葸”；批评“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的说法是“固而怠”，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但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没有不加区别地笼统否定前人。比如，他对夏商周三代也是推崇备至，多次公开主张“法先王之意”。“三不足”之说，虽然不能表现王安石的全部真实理念和精神，但确实反映了他不畏艰难、果断变法的改革家风范。
（摘编自姜锡东、周一星《略论王安石变法的现代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