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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的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微善,真性情。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的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或心智锐敏,或性格刚烈,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中和美的性格的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待人宽容,且意志坚韧,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是这样

看女人写女人的》)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认为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其实这一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嫁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双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有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以这样的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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