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
阿城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这样。
小时候，家住北京宣武门内，离宣武门外的琉璃厂很近，放学后没事就去玩儿。古董字画古旧书就在琉璃厂，举人士子穷读书的，搜寻故旧。有个姓松的同学家就在那边，到他家去玩儿。他家的院子现在想来就是古董，小，什么都缩一号，是非常精致的四合院，院门上有复杂的砖雕。这个同学很喜欢我到他家，我们的家庭都属于同一阶级成分，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甚为相得，没有政治的压力。
班上还有个姓杨的同学，对山水画狂热，用毛笔蘸水彩颜料在任何纸上画贺天健式的山水，说实在话，挺好看的。我画的很杂，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我们两个都不屑参加学校里的美术小组，坐在那里画石膏，画静物，有摆样子给窗外经过的人看的意思。我们是放学后去琉璃厂的小子。
琉璃厂，是我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去琉璃厂的时候，已是公私合营之后的时代，店里的人算是国家干部职工。
安静。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净。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人和气。熟人进店，店员立马起来招呼，请坐沏茶，聊，声音不大不小；一般人，随意检阅，刚有疑问，店员已经到了。我们小孩子，店员是不管的，可是要看什么，比如书搁得高了，店员也够下来递给你。觉得好玩儿的东西，店员就自得其乐讲故事。我的许多见识，就是这样得来的，比如玉、瓷器、字画儿、印章。一个小孩子，其实对名家的东西并不当真，而是对喜欢的东西着迷，之后渐悟。
店里的习惯，是培养将来的买主，可是新中国的下一代，是不会买古董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转，一点不假，现在古董又值钱了。
什么东西一值钱，就有仿冒品，历来如此。
有一本《金石书画笑史》不妨重印，或在什么讲古董的杂志上连载一下，一定让看的人心情愉快。清代古砖值钱，因为值钱，所以官场中送礼讲究送砖。毕沅到江西做官，有个知县送十多块砖，派人押来，因为毕沅五十大寿。毕沅当然是欢喜得很，赏了这个押差。押差当然也是欢喜得很，一欢喜就得意，一得意就想奉承，于是表功，说知县怎么怎么不容易，按照旧样仿，烧造，浸色，做旧，养苔。毕沅具体气成什么样，很难想象，因为他素称通博，而且手下有一帮有名的金石考订专家，像宋葆醇、俞肇修、赵魏等等。
不过，钱泳的《履园丛话》也记了砖的事情。嘉庆年间，谢启昆做浙江布政使的时候，因为整治庭院，挖出八块砖。砖上有“永平”字样，于是谢启昆考订为晋惠帝永平年间之物。得了古董，谢启昆命名自己的书斋为“八砖书舫”，而且设宴雅集，自己赋诗纪之，和诗的有数十人之多。偏偏有个人不识相，说这“永平”两个字是明朝永平府烧造标记，古董于是不那么古了。谢启昆气得大骂：“你们这类嗜古家，就会穿凿附会，一块砖也值得深究吗！”
钱泳记的这件事，好像不是在骂人，因为不识相的人也许说的是实话，只是不识相罢了；谢启昆则是将雅趣看得很透，把话兜底讲出来，倒有真意，谁还能再说什么？
认真说起来，清朝在古董的趣味上是很宽的。这和大清律有关。清朝的清教意识很重，大清律规定八旗子弟不可经商，怕受腐蚀。不经商干什么呢？每月领了饷银，多也不多，物价稳定，吃穿够了，于是只好游手好闲，玩笼鸟，玩鹰，放鸽子，遛狗，斗蛐蛐，收鼻烟壶，听戏。
因为听戏，八旗子弟养成为专业听众。听戏真的是听，不是看，眼睛是闭起来的，而且脸不朝戏台，更专业的是钻到戏台下面听。对这样的专业听众，唱戏的怎么敢唱错？
开玩笑的话，可以说大清朝亡于不许子弟经商。一八四年前，因为瓷器、丝、桐油的出口，清朝是白银入超国，一仗打下来，贵戚才渐渐明白洋人是要有贸有易。
我有时候到宣武区游逛，会想，古时候，这里是商业区呀。可是，它怎么连仿冒古董的样子也没有了呢？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