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今生活在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中，当代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用“知识经济”形容我们的时代，其以知识制品向社会生产急速扩张为特征。当前，知识的开放从科学共同体的开放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公众的知识共享，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在知识共享中如何保证公正的知识分布。
知识共享强调的是知识在不同个体之间的传递，知识传递的前提是寻找可靠的知识来源；而日常生活中知识传递的方式是听者的非推论的感知活动，这就要求在知识传递中听者对说者作出即时性的、自发的可信度判断。大多数情况下，听者无法肯定说者所传递知识的真假，只能倾向于依赖说者的社会身份。由此，知识传递过程中往往涉及种种不公平现象，比如听者以自身所无法察觉的偏见无意间忽视或否定社会边缘群体所要表达的真实想法。这就产生了认知非正义的问题。那么，要消除知识共享中的认知非正义，需要说者和听者都具有某种认知德性：说者准确地传递知识、真诚地分享知识，听者消除身份偏见。但由于认知非正义的根源是不平等权力的结构以及该结构所产生的系统性偏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以实现的德性很有限，消弭这些不正义不仅需要更多有德性的说者和听者，还需要一个公正的社会基本认知结构。
知识共享也是一项集体认知活动，可以广泛共享的知识往往是某种公共知识，而公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依赖于社会基本认知结构，在哲学层面，这类似于基切尔所构造的“公共知识系统”。基切尔提出：“公共知识是我们所知的总和，是我们先辈集体努力的结果，也是人类的一项主要成就，它包含了所有已经呈现在书本上的内容，并且在追求个人成就的时候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公共知识意味着一个社会的信息共享体，包括了社会和自然科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有交流的通道，就有公共知识的信息传递，公共知识最简单的意义就在于共享信息。
在理想状态下，知识共享是在社会认知框架下所有人有公平机会获得其所需知识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认知结构以保证公正的知识分布。在现代社会，知识可以被生产和共享，知识的分配也应当纳入正义理论。因此，理想的知识共享建立在现代公共知识体系能够满足某种分配正义的理想制度设计之上，这种认知制度应当保证：社会中每个个体能够自由获取与自己生活计划相关的公共知识，获取知识的机会平等，具备理解和评估知识的能力。
必须承认，以上所描绘的知识共享的理想状态正在被各种新兴技术部分地实现。互联网所造就的知识网络化似乎提供了一个新“公共知识系统”的雏形：知识的网络化颠覆了传统的知识载体，使知识的拥有者成为容纳了所有人及其思想以及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网；知识的网络化也构造起一个巨大的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公众通过搜索和链接“无需许可”地获取任何需要的网络化的知识，并且可以将他们所挖掘的意义和价值反馈网络。公共知识的共享是与生产同步进行的，机器学习和脑机接口技术催生了全新的公共知识生产和共享方式，而机器与机器之间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知识共享成为“公共知识系统”将面临的新困难。因此，新兴技术增进了公共知识的丰富性、公共性、易得性，但其仍处于一种加剧知识分布不公的趋势之下。
综上，知识共享的认知正义至少包含了个体层面上认知非正义的消除和集体层面上知识分配正义体系的构建两个维度。
（摘编自白惠仁《知识共享中的认知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