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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Ⅱ

白鹿原(节选)

陈忠实

白嘉轩刚刚平息了四合院里发生的一场小小的内乱。内乱是他的宝贝女儿灵灵制造的。原上人吃腊八粥的那天傍晚,白灵出奇不意地回到家里来。奶奶一把把孙女搂到怀里,张口咬住脸蛋子久久不放。母亲仙草禁不住热泪涌流,疼爱地斥骂着:“没良心的东西把老老少少一家人都给折磨死了!”白灵从奶奶怀里跳起来,掏出手帕亲昵地给母亲沾去泪水,又跳到屋子中间挺身一站:“我不是好好的吗?我长得高了吃得胖了,你们尽操那些心做啥!”白嘉轩不失威严地挺坐在太师椅上。白灵毫无察觉父亲的心思,环顾一圈屋里所有的人,得意忘形地宣布了一个消息,立时把屋子里亲昵的气氛扫荡净尽了:“我们把县长轰下台喽!这回大闹滋水县好痛快呀!国共两党的一条密传传下去,好几百人全都涌回县城来游行示威,开会演讲,唱歌演剧,把一块滋水县人民自决委员会的大牌子挂到县府门口。大家正欢庆斗争胜利的时光,县府里有人密告说县长正给省警署拟报抓人名单。众人炸了营,冲进县府搜出了那个名单。我们拿着他的赃证去找省主席告状,于大胡子一看那个黑名单就火了,说‘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接着一声令下把梁县长撇了……”

白嘉轩磕了磕烟灰就站起身走出去了。仙草怯怯的目光送着丈夫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回过头禁止女儿说:“灵灵,你在城里要念书就好好念书,甭跟着旁人疯疯癫癫乱跑。记住,在屋里再甭说刚才说的那号话了,你说话也该瞅瞅你爸的脸色。”白灵说:“我瞅见我爸的脸色,他不悦意他不爱听。我偏说给他听,冲一冲他那封建脑瓜子。”她爽快地说着,忽然醒悟似的叫起来:“噢呀!兆海上军校去了,临走托我给他家里捎话,我差点忘了。”

白灵去了鹿兆海家,鹿子霖叔叔不住地向她打问城里许多革命的事。她从鹿家门楼下走出来,到白鹿镇小学校找鹿兆鹏去了。这是作为革命者的她和他的第一次会见。她又一次抑止不住激动的情绪向他叙述了大闹滋水县的经过。她和他谈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谈论轰轰烈烈的北伐和各地的人民革命热潮。她说:“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一想到胜利的那一天,我就……”鹿兆鹏也以肯定的语气说:“没有什么人能阻挡北伐军的前进,胜利指日可待。”

白灵天黑定时回到家里。白嘉轩知道她的行踪仍然问:“你到谁家去了?”白灵说:“我先到子霖叔家,后来又到学校找兆鹏哥去了。我明天要走,今晚不去再没时间了。”仙草惊讶地问:“明天就走?你一年没回来,刚回来连一整天也呆不下?”白灵笑着向母亲赔情:“没办法呀!妈。革命形势紧迫,同志们约定明晚开会。等胜利了我回来跟你住整整一个月。”白嘉轩忍着冲到喉呢口的火气冷静地发问:“你现时还念书不念书?”白灵说:“念呀,怎么不念?”白嘉轩问:“你念了书日后做啥呀?”白灵说:“我喜欢教书。革命胜利了我就做个先生,教书。”白嘉轩说:“你现在甭念书咧,回家来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白灵不假思索一口回绝。白嘉轩说:“那好,你现在睡觉去。”

第二天早晨,白灵起来时发觉小厦屋的门板从外头反锁上了。她还未来得及呼喊,父亲从上房里屋背着双手走下台阶,走过庭院在厦屋门前站住,对着门缝说:“王村你婆家已经托媒人来定下了日子,正月初三。”白灵嘴巴对着门缝吼:“王家要抬就来抬我的尸首!”白嘉轩已走到二门口,转过身说:“就是尸首也要王家抬走。”

白灵很快复原了活泼的天性,在小厦屋里大声演讲大声唱歌:“北伐军节节胜利,天下无敌,北洋军阀反动政府保不住驾啦!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妈快给我送俩馍来,我饿了!”

奶奶踞着小脚站在庭院里斥问:“灵灵你疯了?”仙草拿着俩馍馍走到厦屋门前,白嘉轩不失时机地赶到了,夺下馍说:“让她喊让她唱。她还有劲儿。”白灵的腹腔里猫抓似的难受,接着口腔里开始发粘,终于喊不出也唱不出了,躺在炕上看冬日惨淡的阳光从房檐上悄然消失,冷气和黑暗一起笼罩了厦屋。

黑暗里窗户纸轻轻响了一下,什么东西滚落到肩头上,她一抓到手就毫不迟疑地吞嚼起来,两个馍馍不经吃就完了。她觉得胳膊和双腿顿时充满了活力,一骨碌从炕上跳下来,继续她的讲演。白嘉轩咣哪一声拉开上房西屋的门闩,站在庭院里吼:“你再喊再唱,我就一撅头砸死你!”白灵对着门缝吼出于大胡子的话:“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

直到深夜,白灵时喊时唱的声音才停止。天明以后,白嘉轩吃了两个馍馍,雄赳赳地走进饲养场的轧花机房。他一口气踩得小半捆皮棉,周身发热,正要脱去笨重的棉裤,仙草急急匆匆颠着小脚走进来:“灵灵跑了!”白嘉轩回到家发现厦屋的门锁已经启开,厦屋的山墙上挖开一个窟窿,白土粉刷的墙壁上用撅头尖刺刻下一行字: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白嘉轩问仙草:“这撅头怎么在这里?”仙草说:“我不知道。大概是啥时候忘在柜子下边了,那是个无用的废物嘛!”白嘉轩向全家老少庄严地宣布:“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说她。全当她死了。”此后多年,白嘉轩冷着脸对一切问及白灵的亲戚或友人都只有一句话:“死了。甭再问了。”直到公元一九五零年共和国成立后,两位共产党的干部走进院子,把一块“革命烈士”的黄底红字的钢牌钉到他家的门框上,他才哆嗦着花白胡须的嘴巴喃喃地说:“真个死了?!是我把娃咒死了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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