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钟嵘很明显赞美“初发芙蓉”的美。唐代更有了发展。唐初四杰，还继承了六朝之华丽，但已有了一些新鲜空气。经陈子昂到李太白，就进入了一个精神上更高的境界。李太白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清真”也就是清水出芙蓉的境界。杜甫也有“直取性情真”的诗句。司空图《诗品》虽也主张雄浑的美，但仍倾向于“清水出芙蓉”的美：“生气远出”，“妙造自然”。宋代苏东坡用奔流的泉水来比喻诗文。他要求诗文的境界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不是停留在工艺美术的境界，而要上升到表现思想情感的境界。平淡并不是枯淡，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想。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可以说，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这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是极绚烂，又极平淡。清代刘熙载的《艺概》也认为这两种美应“相济有功”，即形式的美与思想情感的表现结合，要有诗人自己的性格在内。这条线索，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
材料二：
常言道：诗无达诂。两千多年来，历代注家对《诗经》各篇主旨及文义的阐释多有不同。骆玉明表示：“所谓‘诗读百遍其义自见’，诗歌本身无法直译，一旦用白话文翻译出来就不可避免地损伤原文优美的意境，而读者常常先入为主地去用白话文来理解，这也未免暴殄天物。”作家蒋勋也反对看白话注释的古诗，并认为《诗经》里的一些篇章是完全不用翻译的。蒋勋说，如《氓》的白话译文：“流浪小伙笑嘻嘻，抱着布匹来换丝，不是真心来换丝，找我商量婚姻事。”与原文“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一比，味道全无。所以，蒋勋说诗是没有办法翻译的。
骆玉明认为，《诗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元典”。他说，“元典”就是一个民族在它的文化特征形成时期出现的具有标志性的经典，可能这些元典本身非常简单，但后人在学习、阐释、研究这些书时会不断加入一些内容，实际上就是把本民族的核心价值灌注在一些经典当中，这就成为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面貌、塑造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东西。本民族的经典著作，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信仰，人们彼此依从的不证自明的信仰。比如《世说新语》中记载，人们在清谈时，一方如拿经典著作里的话来论证的话，对方就会不再辩驳了。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说诗经“思无邪”，也就是说它的情感表现都是正当的，没有偏邪的东西。《诗经》是庄重的、从容的、优雅的、本真的，堪称“中国人的精神和美学家底”。
（摘编自夏学杰《中国人的精神和美学家底》）
材料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作为体现中华民族集体审美意识精华的中华美学精神，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最主要途径，也就是文艺审美活动即文艺作品的创作、欣赏和传播。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血脉，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最为坚实的构成，是中国文学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
纵观中外文学史，不论各国作家创作出怎样的文学作品，他们的写作都与本国的文学传统血肉相连，其作品都渗透着本民族的美学精神。正如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脚下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作家的文学写作，也很难离开传统美学精神的观照。所以，能够达到高原、高峰的中国文学，应该写出我们伟大民族和平而不保守、中庸而不平庸、深沉而不失热情的性格，充分体现中华民族为独立和复兴而奋勇抗争、自强不息的精神，用深沉壮阔的笔触缔造一个内涵丰厚的东方审美王国。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导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某些问题和误区。匡正这方面的偏差，正当其时，也刻不容缓。
有人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西式写作”得到了进一步认可与强化。但事实上，以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王安忆、苏童等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不仅受到了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更从中华传统美学思想体系中获得了诸多滋养，从而创造了以中国经验为根本的文学硕果。
莫言是公认的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有所借鉴的作家，但他自己曾多次提到，他的文学创作其实深受自己母亲和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响，这也构成了他的小说世界的民族骨骼与血肉。没有后者，他的小说可能变得艰涩陌生，难以卒读。比如莫言的《檀香刑》讲述了清末山东半岛发生的一起民间反殖民主义的惨烈斗争，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元素。由此而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不但不会阻止，反而更加促进新世纪中国作家们做出集体反省，重新反思“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当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及美学精神的关系”“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这样的命题。
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关涉到民族精神、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应当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遵循。当然，我们不仅需要用文学语言表现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而且需要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对传统文学革故鼎新，建立新的文学秩序，绘制新的文学版图。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应该有新的创造，从而在世界文学的洪流中创造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辉煌。
（摘编自周思明《当代文学与中华美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