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晚近的事，大家对它的理解恐怕并不一致。我所理解的“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过去虽然没有用“古典学”这个名称，但是实质上，古典学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
经学与政治相结合，在古典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结束了这个局面。“五四”以后，对包括先秦典籍在内的传统文化，知识界有不少人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几乎与五四运动同时，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兴起了怀疑古史和古书的思潮。这种疑古思潮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了顶峰。疑古派（或称“古史辨”派）成为商代之前的故事研究和古典学研究的主力。在将传统的上古史大大缩短的同时，以前代学者的辨伪工作为基础，大大扩展了对古书的怀疑范围。很多一般认为属于先秦的古书被认为是秦汉以后的伪作。他们的古典学对传统的古典学的冲击是巨大的。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疑古显然过了头。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术界，疑古派怀疑古书的很多看法，也仍为不少人所信从。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对传统文化才有了比较全面、比较正常的态度。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明显加强。很多有识之士指出，我国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普遍缺乏人文素养，甚至对作为本民族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书（也被称之为“原典”），也茫然无知，或知之过少，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问题。发展古典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我们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过时的传统古典学，也不能接受那种疑古过了头的古典学，必须进行古典学的重建。
出土文献对古典学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的“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就是明证。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战国至汉代的墓葬里，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包含了很多珍贵的先秦典籍（有些是已无传本的佚书）的抄本，下文把这些抄本简称为“新出文献”。从总体上看，它们对古典学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新出文献既是古典学的重要新资料，也是相关学科的重要新资料。要进行古典学的重建，必须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为了支持有关学科的发展，也需要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当前，在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而真正能担负起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人才却相当缺乏。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大力支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
（摘编自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