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元
放寒假的前几天，当我兴冲冲地回家时，却见母亲愁眉不展地坐在堂屋里。看我跨进家门，母亲就招呼我坐下。“新元，这个学期结束后，下学期你就不要再去学校了， 你要退学参加工作了。”母亲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我好似一盆冷水浇头，考试得第一的喜悦一扫而光。我一下子哭起来，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主要是你们姐弟三个人，每年的学费负担太重。”
母亲这话是实情。我们一家五口，母亲是家庭妇女，全靠父亲一点微薄的工资度日。每当开学季，家里就像过难关一样。虽然那时我们每学期的学杂费不过是每个人三五元， 可是三个人加在一起，也不是个小数目。我是班里经常要求缓交或者减免学费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之一。
母亲说：“过了年，你就到铁器厂的翻砂车间去当学徒工，已经托人讲好了。三年学徒，每个月有 15 元的工资，能养活你自己。”我看母亲说话的口气，知道多说也没有用，就默默站起。母亲说：“你自己同老师说一下，过了年你就不去读书了。”
到了学校后，我向班主任转达了我母亲的意思。班主任也感到惋惜。那天回到家里， 我晚饭也没有吃，就在床上躺下了，暗自流泪。想到从此就要离开学校，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窗外渐渐黑下来了，街上的路灯也逐渐亮了起来。邻居家传来了欢声笑语，大概是谁说了一个笑话，而我却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黯然神伤。
忽然，我听见自家的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我听见母亲去开门。母亲说：“你是……”
回答是我熟悉的声音：“我是新元的英语老师。”
英语老师姓朱，是一个上海人，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令我们这些学生十分佩服。我记得，那年朱老师已有五十开外，衣着时髦，举止文雅。
“今天下午我听新元的班主任告诉我，新元要退学了。这多可惜啊。他可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遇到了什么难事。但是让一个学习这么好的同学辍学， 是很可惜的。”朱老师一口气说出了她的想法。
我母亲把家里的经济状况说给朱老师听。朱老师听了，说：“我原以为你们家是遇到了大的难题， 新元才要退学。如果只是经济上的问题， 那就好办了。我建议你们 ， 这对人的一生都有影响。”这时，朱老师以商量的口气跟我母亲说；“下学期如果交学杂费有困难，我去帮助新元申请减免。如果减免有困难，我来帮新元交。”
听到朱老师这番话，我连忙跑进堂屋向朱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因为朱老师，我母亲也不再坚持要我退学了。过了年，我仍旧回到课堂里，与同学们一起学习。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一转眼我初中毕业了。我的毕业考试门门功课都很优秀，语文考试的作文还得了一个满分。可是，当时我母亲碍于朱老师的面子，答应让我读到初三毕业，现在毕业了，就不可能再让我读下去。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我到溪西公社南浜大队桃花庄生产队务农，过起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村生活。有一天，我与生产队的社员到菱湖镇上挑肥，到菱湖中学掏厕所。我生怕同学看到， 所以尽量往人少的地方走。忽然，我听到一个人在叫我，转身一看，是朱老师。我愣住了。一心想避开同学老师，却偏偏让我心目中最敬爱的老师看到了我现在的窘样。
朱老师慢慢走近我，她摸摸我的头，颇有点懊悔地说：“那年你要退学，我不去你家就好了，你也就成了今天的工人阶级。”我说：“不，朱老师，我还是很感激你的， 你都是为了我好。”朱老师说：“你现在下乡了，也不要把文化全部丢光了，平时也尽量多看看书。”我赶紧答应着，快步向厕所走去。我知道，如果我不马上离开，我会抑制不住而嚎啕大哭起来。
大概是听从朱老师的叮嘱吧，在农村我还是坚持读书、写写文章。
我想，正是无数像朱老师那样的把学生视为亲人，常怀悲悯之心的好老师，才使我们中国的文脉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