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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沿及唐代，皇室对三教持兼容并包政策，对佛道优崇有加。武德七年，唐高祖李渊亲临国学，宣布老先、次孔、后佛。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明令宣布老子是李唐的祖宗，以道教为国教，同时又表示“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耳。”……终隋唐两朝，对佛道的尊崇几无时而息，儒学的发展可谓在其夹缝中绝处求生。

——刘新华《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材料二：近代以降，西学涌入、社会危机深重、革命风潮高涨，传统儒家思想在面临时代未有之大变革的历史时刻，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在社会转折、文化转型的历史关头，如何回应时代之变化、西学之挑战，便成了时代向知识分子提出的迫切任务。以谭嗣同为首的志士仁人，一方面承继了信家仁学的精华，另一方面借用西方的平等、自由、博爱等近代观念，以实现儒学的自我革新为旨归，建构了一套指导政治实践的新仁学体系。谭氏之新仁学，“它要在思想上打倒不合潮流的偶像，冲决束缚人们的一切网罗”。谭嗣同的仁学疑聚了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融合古今中西之作，更是近代仁人志士探寻教亡之法、启蒙之方的一个历史缩影。

——唐春玉《论谭嗣同的仁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