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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不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作家的风格必然渗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

正如伏尔泰所说的,从写作的风格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班牙人,就像从他面孔的轮廓、他的发音和他的行动举止来认出他的国籍一样容易。意大利语的柔和和甜蜜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意大利作家的资质中去;词藻的华丽、隐喻的运用、风格的庄严,通常标志着西班牙作家的特点;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更讲究作品的力量、活力和雄浑。他们爱讽喻和明喻甚于一切;法国人则具有明彻、严密和幽默的风格。要看出各相邻民族鉴赏趣味的差别, 你必须考虑到他们不同的风格。

在好的文学译作中,也能看出作家的风格所表现出的民族性特点。尽管一个民族的语言转换合成另一民族的语言,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原作的民族特点,这是因为民族风格不仅见诸作品的语言,而且体现在一切方面,如题材、主题、气质和韵味,以及作品所包含的民族精神。

优秀作家的文学风格能典型表现其民族风格。普希金说:“气候、政体、信仰,赋予每一个民族以特别的面貌,这面貌多多少少反映在诗歌的镜子里。……这儿有着思想和感情的方式,有着只属于某一民族所有的无数风俗、迷信和习惯。”普希金本人就是俄罗斯文学的民族风格的代表,“在他身上,俄国大自然、俄国精神、俄国语言、俄国性格反映得这样明朗,这样净美,正像风景反映在光学玻璃的凸面上一样”。“他一开始就是民族的,因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描写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是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只有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他们自己在感受和说话,他在这时候也可能是民族的。如果必须讲到构成普希金属性,以别与其他诗人的优点,那么,那就是在于描写的无限敏捷和以少数特征勾画整个对象的不平凡的艺术。”

坚持文学的民族性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鲁迅认为,要注意摆脱两重桎梏,一重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另一重是对外国的顶礼膜拜:“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众人,已经对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他认为陶元庆的辉煌是“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其实,正如茅盾所说:“鲁迅的作品即使是形式上最和外国小说接近的,也依然有它对自己的民族形式。这就是他的文学语言。也就是这个民族形式构成了鲁迅作品的个人风格。”鲁迅本人就是新文学以来最具有民族性,同时又最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家。鲁迅是把民族和世界、传统和现代结合得最好的作家,是最懂得“国民性”的弱点,并在予以鞭挞的同时,高扬民族精神的作家。无论是文学内容还是在文学形式上,优秀的作家都有伟大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个性风格。

(摘选自童庆炳《文学风格与民族》)

材料二:

中国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

《诗经》中很多诗句运用文学手段,塑造当时社会朴实的理想人格。《诗经》涉及玉的篇目多达三十余首,以玉之高洁,比附人品之典范;人品之如玉,不惟高贵,更体现为不容玷污,拒绝同流舍污。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将这种文学手段进一步升华:真正高尚之人格,恰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种人格,经得起各种挫折和磨难,在任何威逼利诱前都不变节,永葆本色。翻看上下几千年的文学作品,赞美梅、兰、竹、菊四君子等的篇章随处可见。这种文学实践及其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既是上古到当代的中国文学中的艺术要素,更是融入文学活动全过程的经纬线。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需要从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入手。

众多个体精神品格的凝聚总能形成并升华为坚韧的民族意志。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时,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不计其数,相伴而生的诗篇,惊天地动鬼神。岳飞的《满江红》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就是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歌》千古传唱,它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则是身陷囹圄,决不屈服,视死如归。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视野与思维,足以在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其当代意义予以重新阐释。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角度,转为对天下苍生是否真正脱离苦难、是否得到休养生息、是否能够安居乐业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铸造民族精神,通过感召广大民众,化育普通百姓,为熔铸民族意志,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也体现在对民族意志的锻造上。

中国文学不仅对个人品行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意识的锻造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我们要让文学顺应潮流,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内涵。既要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要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

(摘选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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