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实践活动有些靠近纯粹取效一端，有些靠近游戏一端。笼统说来，绘画，以及其他艺术，比较靠近游戏一端，然而，艺术也有功效。另一些活动，比如行医，则靠近取效一端，虽然它也并不单纯在于取效。这里所说的功效，指的是一种活动为这种活动之外的某个目的服务的效用，例如用绘画来进行政治宣传，为风衣做广告。但在这类效用之外，一幅画还可能起到另一种作用，即为绘画这种活动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幅画起到了宣传作用、广告作用，或更一般说，一幅画画出来，观众爱看，这些是这幅画的外向效用。一幅好画，画家看到，比我们更兴奋。因为它为绘画这个行当做出了贡献。画画的人除了像我们一样为好作品欣喜，他还可以从优秀的画作学到东西，拓展眼界。好画多了，绘画的一般水准得以提升，画画这个行当变得生气勃勃，这个行当连同画家整体受到尊重。这些都是绘画的内向效用。与绘画相比，医疗的外向效用更为突出，但医疗也有内向效用。医疗不只遵行程序，医疗过程中时时需要新判断：好医生不仅要有好技术，还要有医德；他行医不只是为了挣钱，行医这种活动本身给他带来生命的意义。一位医生品行是否高尚，知识是否渊博，这些不一定如数反映在他的疗效上，但对医疗这个业行本身却会产生影响。
其实，即使买彩票、烤面包这类活动，也未必只有外向效用，参与者也未必全不在乎这些活动的过程本身，他们甚至要把这些活动玩出花样来。买彩票是为了撞大运赢大奖，这个目的是个外在目的，但也不能否认，买了彩票等候开奖的那份心情对他也很重要。我们说面包师傅起早烤面包是为了自利，这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烤面包卖面包不仅是西包师傅挣钱得利的手段，也是他的生活，这种生活中除了挣钱，还有很多别的内容。这些内容中最重要的是他是在做一件有益于他人的事情。
在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上，上述活动并非只在于取效。的确，挖土方的壮工通常对挖出这条沟这些坑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并不关心，然而，他也并非完全不在意他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过去，劳动者大多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有什么用处。自耕农播种、修犁，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了解这个活计要达成什么目的。而现在不再如此，人所周知，现代劳动的一个特点是尽量把各种任务分割成独立的环节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越细，每个环节上的劳动者就越不了解这个活计本身的意义。流水线上的工人一眼望不到眼下所做的事情的“客观目的”。甚至脑力劳动者也是这样。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可能只知道操作一个实验程序，不大了解最终实验结果是怎样得出的，更不了解这个结果有什么意义。现代人常感到意义在流失，多多少少跟这种变化有关。
麦金太尔把从业者的收益分成“外在收益”和“内在收益”，我们可以联系于外向效用和内向效用来理解他的这一区分。从业者的外在收益更多与他的工作所产生的外向效用相连，其工作的内向效用却也通过曲曲折折的联系提高他的外在收益，画出好画的画家通常比糟糕的画家卖得更贵，得到更大的社会名声。从业者的外在收益与特定业行的繁荣休戚与共。不过，内向效用并不总按比例带来外在收益，就像德性并不总按比例带来“好处”。
与此相应，我们不能只从外向效用来评价一项工作或一位从业者。优秀的才德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个特定的业行展现出来的，从业者是否优秀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业内人来评价。至于在何种程度上如此，则随其工作的性质而定，例如，从前的绘画，很多与建筑合为一体，或具有明确的训诫功效等等，普通受众对绘画的品质有更多的发言权。近世以来，画家不再那么在意为普通受众画画而更在意“为美术史”作画，绘画的评价于是与普通受众不再有很大关系，成为画界业内人、美术史家、拍卖行行家等内部人士的业内之事。虽然艺术和学术须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其自主性，但一个业行的自我封闭却不是一件好事。
（节选自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