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诗歌阅读的起点是标题，创作构思恐怕也常常如此。道理很简单，一首诗的标题，就像一个人的面目，关系到给人的第一印象，传递作者的情感姿态、社会身份、文化取向以及诗人性格特点等信息，担负着主体识别的功能。仔细琢磨，标题的信息量很大，常带有时代信息。更多地，新诗标题可传达个性化的审美信息。如果你读多了新诗，就会注意到一个现象，不少新诗的标题起得富有韵味，本身就是好诗句。
与古诗相比，新诗标题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说明型，旨在向读者传达与诗歌内容、主题、情感、写作背景等相关的信息，留有古诗社交功能的痕迹，与古诗的实用性、规范性一脉相承：另一类是审美型，突出表达个人情感，弱化实用性、规范性传统，强调审美性、个人性。
吴承学讨论杜甫诗题，将杜诗中“承六朝而来”讲究规范、实用的标题称为精致型标题，而将突破规范、体现诗人独特审美追求的标题称为漫与型标题。新诗不妨借用这一说法，将咏物、写人、记事以及种种社会交往、赠酬唱和、望而知之的诗题，划为精致型标题，而将追求个性、标新立异、望而新颖或难知的诗题，划为漫与型诗题。新诗诗题与古诗有一脉相承处，如咏物诗、山水诗、酬唱赠和诗，特别体现写实记事的传统。同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取向相同，“因事立题”“即事名篇”的观念依然是许多新诗标题遵循的原则。如此一来，新诗百年的标题中，像《再别康桥》《雨巷》《吹号者》《乡愁》《致橡树》一类说明性诗题可归为精致型标题，而《万物扎根于我》《周总理，你在哪里》一类审美性标题可归为漫与型标题。漫与型标题弱化实用性传统，突出审美独立性。标题本身讲究诗意，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标题不再是配角，甚至可能像“标题党”一样成为主角。比如，《向太阳》《去雅典的鞋子》《黄河大合唱》《假如我们不去打仗》，都有相似的性质。
爱情诗从“五四”时期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在标题上大做文章，而非简单地说明一下完事。刘半农《尽管是》写于巴黎，是对住在对面的一个女子的观察，对她的悲喜的观察，与她一同的悲喜，是青春萌动的回应和表现。刘大白《心上的写真》，写青年对女性的爱慕和思念，与古典诗题完全不同。
“五四”初期，新诗对诗题审美的重视和强调是革命性的。诗的内容可能平淡，但标题却诗意盎然。王统照不是名气很大的诗人，但他《小的伴侣》这首诗，情真动人，标题富有诗意：
瓶中的紫藤，
落了一茶杯的花片。
有个人病了，
只有个蜂儿在窗前伴他。
虽是香散了，
花也落了，
但这才是小的伴侣啊！
有的标题和正文构成互动关系，有的构成游戏关系，有的制造悬念。与讲究实用的说明型、精致型标题不同，审美型、漫与型标题无法让你明了诗的内容，却能引起你的好奇和阅读欲。只看徐志摩的诗歌标题，浪漫气息就扑面而来，《这年头活着不易》《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我等候你》，一个解放了的新式青年形象在标题里就可呈现。
步入新媒体时代，诗题的“额头”地位更加突出。总体而言，突破了古诗题的范围，千姿百态，五花八门，除了诗的说明性，审美成为诗题的内在要求。一大批诗将诗题看成自我的确认方式，力求产生辨识度。诗题已成为诗人标举个性风格的有效方式。诗题的自觉成为新诗的一个新传统。
(节选自师力斌《新诗如何取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