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风变雅”一词最早见于《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变风变雅”是指以《诗经》为代表的周代诗歌从早期雍容平和、乐观向上的盛世之音，向春秋时代以落寞无奈、哀怨感伤为主题的情感抒发的文学转变。《诗大序》是从批判的角度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的。所谓“变”，第一，是时代之变。变风变雅的时代特指自厉、幽开始的西周晚期，历经平王仓皇辞庙、草草东迁的社会动荡，最终发展至王纲解纽、诸侯称霸的春秋时代这一历史时期。第二，是文学之变。文学是记录时代的，历史的变革强烈影响着文学思想的变革。第三，是心灵之变。王室东迁，地坼天崩，带给诗人们强烈的心理震荡。早期简单的昂扬、自信转化为春秋复杂的悲凉、忧伤，在苍凉的心态中怀念着西周盛世。西周雅、颂诗篇情感上的从容不迫、含蓄平静，被变风变雅的质疑问难、哀怨感伤替代了。
风雅之“变”是相对于风雅之“正”提出的，“正”、“变”相对，与“变风变雅”相对的概念是“正风正雅”。在经学家的眼里，正风正雅是《诗》之“正经”。“《诗》之正经”之“正”，具有这样的历史与形式特征：
第一，正风正雅突出以赞美歌颂为中心的思想主题。颂诗以歌颂为第一要义，所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因为颂诗以赞颂为本，自然属于“正经”。而《大雅》、《小雅》中的许多诗篇也以颂赞为情感基调，其表现的政治生活有小、大之分，但情感基调都是颂扬、赞美的。《周南》、《召南》是国风中属于正风正雅的典范诗篇，体现的是西周初年周公、召公教化之地的淳朴风俗，充满了对周、召故地被“文王之化”的怀念与崇敬。赞美、歌颂或讽刺、哀怨，成为判定诗之正、变的标准。
第二，正风正雅承担着礼乐教化的政治使命。儒家之所以重视二南，是因为二南代表了西周盛世温柔敦厚的诗风教化。正风正雅诗篇有礼乐仪式上的神圣性与庄严感，颂诗在对神灵、祖先的虔敬中，且歌且舞，形容肃穆。古代思想家从来不把诗乐当成简单的娱乐形式，而寄托着转移人心、提升情感、淳化风俗的政治目的。
第三，正风正雅代表着中正、平和的传统美学精神。《尚书·舜典》谓：“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种审美的“A而B”和“A而非B”的艺术境界，恰恰是孔子等思想家称赞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风正雅的艺术品格。《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乐对《诗经》的评论是以“中和”为审美评价标准的，不把任何一项情感推向极端，从多个角度详尽地表达了对情感的从容平和、形式的流动有序的艺术追求。这与二南诗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精神是一致的。颂诗的审美品格与风雅之“正”的艺术追求也是相通的。
“新乐”是经典对变风变雅的另一称谓，《礼记·乐记》记载了魏文侯与孔子弟子子夏关于“古乐”和“新乐”的讨论。“古乐”与“新乐”关系问题，本质上就是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的关系问题。尽管子夏竭力维护古乐，强调风雅之正，但从他对“新乐”攻击性的言论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充满生机的诗乐艺术对传统的挑战。其一，新乐不再像古乐那样理性地承载道德教化的神圣内容，而转向追求感官和欲望的刺激，刻意卸载艺术的教化功能，而一味顺乎人情，陷入非理性的酒神沉醉。其二，新乐在情感表现上不再是西周盛世里优雅、虔敬的颂歌，而转向不可遏止的乱世幽怨的抒发。《乐记》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而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据此，他们把属于变风变雅范畴的郑、卫之音当成了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其三，新乐在审美形式上并不一味地坚守中正、平和，而转向激越和放任。孔子批评郑风，子夏评论新乐，都以“淫”字为口实。淫，就是过度、放任、不收敛。在审美上，经、史学家特别强调对人自身欲望的节制和收敛，而变风变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冲破法度，一任情感与欲望的自由发展、不加束缚。这也是古乐与新乐的区别。
风雅之变的本质是春秋文学的精神之变，是传统风雅精神向新的风雅精神的转变。摆脱了西周强大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的诗人们，带着怀疑和自信的复杂心理走上历史舞台，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一种________的新的文学不断发展、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