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博物馆对公共事件的叙事反映出博物馆与社会互动范式的革新。博物馆被视为重要的文化治理工具，所承担的公共使命要求其能对公共事件进行即时和历史维度的展示。公共事件指的是与传统古器物和古代历史相对应的、反映现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和自然事件。为适应当代价值观传播的要求，博物馆在公共事件的展示上积极探索新的叙事策略。
随着新博物馆学的兴起，博物馆与社会互动的需求日益增长，博物馆有责任反思当前的社会问题并促进公众辩论。在实现上述职能的过程中，博物馆公共记忆媒介的作用被强调。艾利森·兰茨贝格认为集体记忆“出现在个人和集体经验的接口上”。而博物馆恰恰提供了这种接口。博物馆作为记忆空间，具备多种阐释和参与的突出潜力，为记忆提供活跃的“线索”，超越了记忆的准确性，更关注产生、减少和混淆记忆的作用方式，从而使公共记忆被激活、滋养或挑战。
博物馆不再满足于服务一小部分受众，而是转移到公众生活和大众文化中。博物馆对公共事件的记忆策略，趋向于将崇高精神带入普通领域，以及将已被边缘化或沉默的公共记忆纳入权威的主流叙事中，从而使博物馆与公众交流更为民主化，实现了对当下和未来社会的风险管理。
但博物馆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记忆“存储器”，而是作用于当下的即时建构和对历史的重建，成为记忆的“生产者”。博物馆对公共事件叙事的逻辑主要在于处理记忆关系，包括记忆所呈现的对象间的关系，如事件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以及记忆所附着的主体间的关系，如官方与民间的关系。
博物馆最初对公共事件的叙事，倾向于在伦理道德层面围绕两组价值观对立的群体展开，强调二元化的对抗。近年来，博物馆愈发意识到民主社会中存在各类冲突，叙事结构被重建为冲突各方间的复杂关系，更加鼓励多元化叙事。
长久以来，对公共事件的叙事表达始终以官方视角为主，而丰满的集体公共记忆，以及更多元的社会观点和价值取向需要民间视角的补充。官方视角更擅长用理想的而非复杂或模棱两可的术语重述现实；民间视角更倾向于表达公共事件的现实情况，而不是应该表达的样子。在当下，官方与民间视角的表达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实现了协同作用及多个主体共同发声。
公共事件叙事话语的转变可以从大屠杀展览中窥见一斑。以往大屠杀展览多以一种主导型话语展开，大屠杀的历史意义被降低成仅是对后世的警示。现在，对大屠杀的展览将记忆与身份认同、种族等众多话语联系起来。这种方式不再将重点放在对过去冲突的记忆上，而更关注对个人的苦难产生同情，引起不同背景的观众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注意。这一转变反映出博物馆在处理事件个体和社会的记忆关系时赋予了事件个体超越本身的社会意义，扩大了记忆的时空背景。
在社会快速扩张和更迭的过程中，博物馆愈发重视自身对于记录、展示和反思公共事件的使命与责任，将公共事件以不同于学术展示的方式，转变为活动中的、可用的和可见的公共历史，能够营造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和更高层次的普适价值，在促进身份认同和强化国家主流价值观中可能比学术的历史和公民教育更有效。
（摘编自张昱《作为记忆媒介的博物馆：对公共事件的叙事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