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的社区发展可以说源于历代民间的结社活动，包括社仓、义田、乡约、会馆、团练等。近代以来，民国时期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反思及西方思想引进的影响，知识分子主导了有组织的社区发展实践，得到当局者的支持。1985年开始，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1999年，为向全国社区建设提供典型经验，民政部制定《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确定了11个城区为首批“社区建设实验区”。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颁布，社区建设从民政部主导的以社区服务工作为主要内容，上升到基层政权建设的高度。2010年开始实施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表明了我国对强化群众自治的肯定，物业管理企业的介入大大推进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摘编自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近代日本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包括医疗、教育、艺术、体育、看护等在内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有效地延伸了政府职能，并与政府机构、民间企业和居民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动态协作关系，既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需求利益表达和参与的渠道，也有助于居民社区意识和社区精神的形成。“公民馆”是日本社会教育的显著标志，成为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的实体性机构，也成为社区实现文化建设的中心。“公民馆”发展了社区文化事业，增强了社区居民的文化归属，有利于社区整合与社区治理。日本多层级圈的地域福利体制的主体是社区居民，满足了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并使得社会服务与居民之间形成网络，强调通过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形成社区互助，并且有相应的法律保护。日本以此构建的“福利性社区”能精确把握居民的生活需求并迅速做出应对，也能调动起居民为社区服的积极性及能量。
——摘编自李升、石长慧《构建“自立型地域社会”：近代日本的基层社会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