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庸以万物并育为其宇宙理想，这一理想与进取精神有何关联？进取精神的有无、大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人类的实践是有目的的活动，这个目的，常常以“理想”的形态表现自身。如果理想与现实没有差距，进取精神就缺少生长的土壤；如果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较小，进取的动力就较弱；如果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较大，进取的动力就较强。
如果说理想与现实的张力是进取精神的源头，那么“中庸”与“进取”就不是对立的，因为“中庸”是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为理想的宇宙秩序，这一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现实世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生有死、万物相争的世界。人与自身、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人与物、物与物的相争与对抗，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与万物相争的现实相比，“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一个极其高远的理想，所以，秉持这一理想的儒家，必然要强调刚健有为，必然要储备极大的力量来改造这个世界。这意味着，以“万物并育”为理想的“中庸”，蕴含着一种积极进取的力量，蕴含着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改造世界的勇气。
中庸以“万物并育”的宇宙秩序为其理想，这一理想决定了它所蕴含的进取精神，具有不同于一般进取精神的价值指向。
首先，以万物并育为理想的进取，是重视“秩序”的进取，是强调“关系”的进取。中庸所蕴含的进取精神，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也不是以群体为中心的。它的重心在个体间、团体间、万物间。但是，它也不是压制个体、压制团体、压制人类的。它所要求的秩序，是万物“并生”的秩序，是万物“各正性命”的秩序。而肯定万物之生、肯定万物“各正性命”的合理性，必然要给予万物自然生长的空间。
其次，以万物并育为理想的进取，是重视“生存”“发展”权利、推崇“和平”手段的进取。“万物并育”以万物之生为前提，没有万物之生，其他权利就将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基于万物之生的，首先是其发展的权利，其他权利，是在万物发展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权利。没有发展的权利，其他权利也无由产生。以生存和发展为基本权利的中庸，必然以“和平”为主要手段，因为冲突与争斗，首先冲击的就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
最后，以万物并育为理想的进取，是重视“平等”与“仁爱”的进取。肯定万物并育，就会肯定万物在拥有生存和发展基本权利方面的平等性；肯定万物并育，就会肯定“生生”的价值。“生生”，在儒家看来，是“仁”的最基本的表现。儒者之仁，不限于“爱人”，还包括“赞天地之化育”。圣人“峻极于天”的作用，就是发育万物，这是“仁”的最普泛的表现。
中庸以“万物并育”为其宇宙理想，这一理想的终极指向，是合理秩序造就的宇宙共同体。中庸之宏大理想的实现，中庸之艰巨事业的完成，离不开显性弘道的进取精神。对儒者而言，“士不可以不弘毅”，是一种源自天命的召唤，回应这一召唤，必须具备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进取精神，是儒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刘静芳《“中庸”中的进取精神》）
材料二：
《中庸》的作者致力于构建哲学思想，其动机缘于忧患意识。《中庸》表现出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庸》反复引述孔子“道之不行”的话，主要是哀叹中庸之道的废弃，老百姓缺乏已久，常人不能坚守，小人则肆无忌惮。世上的一切坏事与麻烦，在《中庸》作者看来，都是中庸之道的毁坏所形成的。《中庸》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精神，与中国文学的写作精神是相通的，中国文学写作精神出于忧患意识，即司马迁所说的发愤著书。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认为历史上的圣贤著书大抵起源于人生遭遇不幸。哲学的沉思与诗文的写作一样，大都起源于发愤之所为作也。
《中庸》认为，世间之人，不管何种出身，大抵行事都是凭着自己的日常判断与性情行事，以一己之见去判断，去行事，鲜有不陷于偏私与无知的。《中庸》为此极言人们达到中庸看似容易，实则极难。《中庸》作者指出，世人不能做到中庸，一种是由于不明中庸之理，朱熹注孔子“道其不行矣夫”时指出：“由不明，故不行。”另一种则是虽然明于道理，但在实践上却难以做到，即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号、攫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孔子慨叹，世人皆曰知道中庸，但是被人驱遣到了陷阱之中而不知道。可见，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世上没几个人能做到。为什么呢？原因是人们最难战胜的是自己，这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弱点，唯圣人能够克服人性中的私欲。
（摘编自袁济喜《〈中庸〉探赜：心性与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