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红点
吴伯箫
黑红点就是冀南敌占区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抗日政府，对汉奸、伪军和帮敌人当狗腿、做坏事的家伙的善恶记录。哪个做一件好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红点；哪个做一件坏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黑点。抗战胜利后算总帐。那时红点多的，可以将功折罪，他还有活着做一个幸福的中国人的机会。若是黑点多，不必等抗战胜利，到一定点数，就要打死他。因此，那名册老百姓也叫它生死簿。
广宗东里集，有个伪警察所长“张剥皮”，土匪出身，他曾三天里杀死四十三个好百姓。这一带人都恨他入骨。我们抗日政府就贴了布告，公布他的几大罪状，把他做的坏事一股脑儿都揭露出来。明白告诉他，哪一天要打他。这家伙住在碉堡外边，每天夜里回家睡觉，并且经常在东里集上一家小酒馆喝酒，往往喝得酩酊大醉。那天凑巧傍晚他又在那家酒馆喝酒，我们武工队就在酒馆附近埋伏了。等他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酒馆掌柜仓仓皇皇地进去告诉他：“不好，八路来了！”他慌里慌张地跑出来，嚷着：“八路在哪里？”我们武工队啪的一枪：“八路在这里！”他就像真的“醉”了一样，一头栽地，再也起不来了。
这个坏家伙死了，敌人又派了一个张所长来，更坏：硬要叫东里集的村长去给“张剥皮”祭灵。可是灵没祭成，他自己的灵魂却又跟着我们武工队的枪声投入地狱了。
黑红点就是这么灵验。因为这不是鬼神的指使，而是人民大众的裁判。红点，不是焚香叩头能求得来的；你要做好事：坚决抗日，爱护群众。黑点，也不是吃斋念佛能禳除得掉的；你要不做坏事：不帮助敌人，不掠夺、打骂、捕杀百姓。这样伪军伪官就不得不打打算盘，伪军伪官的家属也就不得不替他们的不肖子孙，刁夫贼父捏一把汗了！于是有伪军的妻子到碉堡去叫她的丈夫的事，有伪军的母亲到据点去哭她的儿子的事。李家屯炮楼里的伪中队长，听说老百姓提出来要搞他，他赶紧声明：“往后不再做坏事就是！实在我也很难，譬如××村的村长是暗八路，难道我不知道？他来了我也没把他怎样……”有的更具体地提出保证条件：一、等到拔碉堡的时机来了，不用拔我就带弟兄们投降；二、抗日人员可以随便过路，我们看见也装没看见；……慢慢有了“伪属协约书”。只要伪军父兄能确保他的子弟不烧不杀，不抢不捉，和我们打仗枪口向上，那么老百姓就确保他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抗日居民一样，为了显示郑重，这“协约书”特别由抗日县政府盖印保证。老百姓和抗日政府又给做好事多的伪军发“回心抗战证”，凡带证的回家或被俘一律不杀。但是发了证后再做坏事，就宣布无效，也不迁就。
这样一来，坏人们神魂不安了。
枣强，一个维持会长，有一次卷了大批赃款回家，听了全家老少讲说黑红点的故事，夜里就做了一个恶梦：坏人榜上，自己名下密密匝匝地全是黑点；他不觉大吃一惊，吓了一身冷汗。第二天醒来，他就向敌人提出辞职了，事后别人问他辞职的理由，他说：“合不着提溜着个脑袋过日子！”
当敌人挖界沟的时候，衡水武邑边境上挖得最快，因为那一带伪军督促最紧，打骂也最凶。每晚我们去据点附近破路，伪军总是彻夜打枪，有时破路群众就受到伤亡。这一天夜里，我们子弟兵把据点包围了，进行喊话，把每个班长以上的伪军，指名叫着把生死簿里的记载念给他们听，并且加了详细的解释说明，那天他们就非常老实，一枪没打，我们带去的群众好好地把刚修的公路破坏了一夜。第二天，听说伪据点里一个司务长，自己觉得做的坏事太多了：打人，诈钱，抢东西，很怕老百姓不会饶他，从此郁闷成疾，不到半月就死了。
这样，黑红点的故事传开了，伪军便争着向老百姓解释：那件事不是他做的，是谁谁做的；纷纷托人打听自己黑点的数目，找适当的机会做些好事，来挽救弥补。
阜县X村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炸弹厂里三十多个工人正在积极工作着，忽然村长急急忙忙地走进来说：“有五匹马来到大街上，问炸弹厂在哪里，叫快说出来，不然就坏了：鬼子在后边快到了，是专来找炸弹厂的，说了他们想办法掩护，不然……”厂长听了，想一定是有汉奸报告了。鬼子已来到村边，想办法已来不及了。伪军又紧跟在村长后边，确实已发现了工厂，就叫村长向伪军说了实话。那五个伪军急忙唤工人换了衣裳，叫人把造炸弹的东西埋起来，把炸弹厂最小的房子烧了，压在上面，又点了几处老百姓矮小的草房。“这就不碍事了，”五个伪军很放心地说，“只要鬼子查不出造炸弹的东西，我们就有办法应付。”
这时鬼子进村了。到处找炸弹厂，可是村子找遍了也找不到。最后集合起老百姓来打着逼着问，也没有一个人说出；伪军在旁支吾了一番，鬼子就走了。
走了约摸一袋烟的工夫，有匹马又嘚嘚地飞跑回来，碰见村长就喘着粗气说：“你告诉县政府，这件事情可是件好事情啊！请县政府给我们画个红点——我叫银得胜。”
说完又掉转马头飞快地跑了。
告诉那些替敌人说话、替敌人跑腿、替敌人做事的人：
“不要做坏事啊！你的名下会多一个黑点呢。”
老百姓的评判，是最后的最合理的评判。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