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斧头的记忆
赵明山
改变我命运的人叫储国恩，是冀中抗日根据地文新县大队的大队长。他个子不高，方脸阔嘴，黝黑粗壮，不像个带兵的队长，倒像个卖苦力的。储国恩把我掂在手里，用大拇指试着我的舌刃，他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突然抡起我劈向一根木头。在我深深嵌进木头的那一刻，奇袭姜庄子的作战方案已经成竹在胸。
很快，我和另外十五把斧子别在了十六名战士的腰间，这些战士来自县大队和二区小队，我们要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文安城南姜庄子据点刚刚住进一群日本兵，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村，给他们的脑袋搬搬家。大队长在动员会上说，论武器装备，论兵力部署，县大队都明显处于劣势，姜庄子据点不仅有二十五个日本兵，还有百十号伪军协防，硬拼代价太大，只能智取，出奇制胜。
他们开会商量的时候，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时间是一九四二年阴历正月初九，春节刚过，天空像黑黢黢的锅底压下来，零零星星的雪花像锅里掉下来的米粒儿。他们开会的村子叫牛各庄，在文安城东北方向，距姜庄子三十多里。十六名战士在夜色掩护下潜入姜庄子，伺机行动。
漆黑的夜，漆黑的路，寒风卷着雪花抽打在战士们的脸上，也打在我的身上。我躁动不安，内心有一种情绪在奔涌，大队长觉察到了，安抚着我，摸摸我的头，让我冷静。我数了数，他们十六个人除了每人一把斧子，只带了七支手枪。这不是去玩儿命吗？要知道姜庄子据点里有一门野炮、两挺机枪、二十来支三八大盖儿、一屋子的弹药，这还不算伪军的装备。那天有个孩子送来情报，把据点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孩子是县大队的眼线，为据点里的敌人扫地，把犄角旮旯都给观察仔细了。
研究作战计划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步棋太险，孤军深入，敌众我寡，恐有不测。储国恩马上接过话茬：我们唯一的胜算就在于冒险，如果连敌人都认为我们不敢冒这个险，我们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等出了正月，敌人建了岗楼、挖了封锁沟，再想下手就难上加难了。大家心里明白，大队长也是被逼的，县委和县大队已经没有了退路，姜庄子据点像一根毒刺揳入了抗日根据地，才建成半个月，县里的工作就受到很大影响，上下不通，左右不畅，不及时拔除这根毒刺，损失不可估量。
我们是在深夜进入姜庄子的。战士们头上冒着热气，嘴里吐着热气，我们身上闪着寒光。
我们杀进据点时是正月初十的凌晨，天似亮非亮，站岗的哨兵偷偷回屋取暖，做早饭的伙夫刚刚打开门。战士们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伙夫当时就晕成了一摊泥。日本兵睡觉很讲究，每人一个睡袋，三九天也脱光了衣服，像头褪了毛的猪一样钻进去。我们的到来终结了他们的美梦。要不是对方有人开了枪，这场战斗会更漂亮，会成为一场更为经典的斧头战，不用一颗子弹就把敌人送上西天。伴随着敌人的枪声，一名战士倒下了，他手里的斧子掉在了地上。即使最后是激烈的枪声为胜利画上句号，这场战斗仍被传颂为“姜庄子斧头战”，并受到通令嘉奖。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血——侵略者的血的滋味。因为这场战斗，我被载入史册。时至今日，在华北地区一提起“姜庄子斧头战”，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
战斗结束后，大队长指挥打扫战场，我在他手里左顾右盼，生怕漏掉一个喘气的脑袋。院子里躺着二十一具敌人的尸体，仓皇逃跑的四个日本兵也在村边被“报销”了。我一不留神碰到了那门三八野炮，发出响亮的金属之声。我的面前，横躺竖卧着缴获的武器，有野炮、机枪、步枪、弹药。我在它们面前昂首阔步，它们向我低下了头，连那门向来仰着脖子不可一世的野炮，也跪在我的脚下。我轻轻敲击着它们，有几分胜利的快感。
从腊月二十三敌军进驻，到次年正月初十被县大队一锅端，姜庄子据点只存在了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大概是中国战场上最短命的日军据点了。敌人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煞费苦心构筑的堡垒，连同他们的脑袋一起，被十几把斧子砍得七零八落，不到一个小时，灰飞烟灭。
当敌人的援军赶到时，县大队的战士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援军也不是白跑一趟，收尸的活儿正等着他们呢。村边协防的伪军脚底下抹油，差不多跑光了。
一场战斗，让我名垂青史，但我不愿过多分享文新县大队的荣誉，我不能喧宾夺主，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战士张广寿，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姜庄子。我没有走进历史博物馆，战争结束后，我悄悄回到农民家里，继续劈柴。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2021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