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应当重建禁忌观念，通过教育来培养人们的敬畏意识，秉承对所有的生命负责的“敬畏生命”的伦理。
禁忌观念在古代被认为是不能触犯的戒律，起到了保护人类生命的作用。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古代那种建立在敬畏对象基础上的禁忌观念荡然无存，这一方面反映了人类主体力量的增强和文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危及人类生存安全的重大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这客观上要求重建人类的禁忌观念，让人类做到“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从反思疫情的角度看，所谓禁忌和敬畏观念的核心就是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人类与人类之外的生命的关系。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人类与自然原本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生态共同体，这就要求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必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和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从人类与人类之外的生命的关系看，虽然人类处于地球生态系统进化的顶端，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望，任意对待人类之外的生命。这是因为人类之外的生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我们对这些生命应当具有感恩之心、同情之心、仁爱之心，对它们的利用要取之以时，用之有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人类与人类之外的生命的和谐共生关系。
重建禁忌观念就是要通过当代人把禁忌观念内化为一种规范自身行为的底线规则，并通过教育来培养人们的敬畏意识，通过舆论氛围形成违背禁忌的耻辱感和罪恶感，通过法律手段惩罚违背禁忌的行为，最终形成能够从内心规范人们行为的敬畏伦理。从维系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看，所谓敬畏伦理既体现为对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规律的尊重和敬畏，又体现为对人类之外生命存在的权利的敬畏，确立一种生物多样性伦理。生态科学揭示了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处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生态共同体中的组成成员都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员，如果人类一味地强调征服自然和向自然索取，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和谐。正因为如此，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家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他认为把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建立在满足人类需要之上的伦理学是有缺陷的。
“敬畏生命”的伦理实际上要求人类应当立足于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与稳定这一目的，善待动物和保护动物。疫情的发生和盛行固然与社会应急体制不够完善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是在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盲目追求非理性的欲望，不能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不能正确处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甚至把食用野生动物当作一种“美味”或身份地位的象征，从而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和谐。这是因为：不仅野生动物本身携带有诸多人类知晓或未知的危及人类生存的病毒，为了满足非理性的欲望而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势必会大大增加人类感染病毒的概率。更为关键的是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组成部分，它们与人类在生态共同体中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这就要求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通过保护动物生命生存的权利，最终实现维护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和谐这一目的。
（摘编自王雨辰《中国生态主义思潮的理论哲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