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作为文学意象，还是作为文化现象，鲲鹏都是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的象征，成为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众所周知，这一意象出自《庄子·逍遥游》。然而，《逍遥游》中的鲲鹏并不能真正地自由翱翔。那么，在中国文学或文化中，鲲鹏如何由“有所待”而转化为自由翱翔的象征呢？
鲲鹏意象的内涵转换，始于魏晋。魏晋文人一面不能忘怀世俗，追求身名俱泰；一面又要越名任心，追求任诞逍遥。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打破了心灵的平衡。因此，他们就渴望在庄学中寻找到一丝精神慰藉。介于现实与自由之间翱翔飞举的大鹏，也就成为当时文人的心理寄托对象。哲学内涵的世俗化，始于郭象。其《庄子·逍遥游注》题解说，所有事物只要顺乎本性，称乎所能，且又符合各自差异的本性，就是一种逍遥。也就是说，鲲鹏翱翔云空，斥鴳游蓬蒿，在逍遥这一点上，二者是没有差别的。于是，本来“有待”的鲲鹏，也就成为“无待”的自由逍遥的象征了。鲲鹏意象内涵的诗意化，始于嵇康。其《卜疑集》说：“夫如是，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这里，“大鹏于南溟”是与“人间之委曲”相对立的意象，于是，大鹏也就摆脱了“有待”羁缚，成为一种超越世俗的自由象征。这就将大鹏意象的内涵诗意化了。后来，阮修借助其创作的《大鹏赞》中的鲲鹏意象，表达出自由、高远、超然的人生襟怀和自由精神，使之成为魏晋风度的一种诗意展示。
到了唐代特别是盛唐，鲲鹏形象发生了质的变化。李白创造的大鹏形象也成为盛唐气象的审美呈现。如果说《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还保留着庄子鲲鹏意象的痕迹，那么他所创作的《大鹏赋》则彻底改造了《逍遥游》中“有所待”的鲲鹏意象。一切神奇之鸟都“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乎比方”。至此，鲲鹏由“有所待”才能展翅高翔的文学意象，转化为绝对自由、搏击万里的文学意象；由有限地发挥庄子描述的鲲鹏意象，展示魏晋风度的内涵，转化为以庄子鲲鹏为载体而创造出一个具有崭新内涵的审美意象，成为壮浪雄浑的盛唐气象的代表。自此之后，鲲鹏也就成为自由翱翔的象征了。
鲲鹏意象内涵的转换，也是文本接受的必然结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话》)，是中国文本接受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种“何必不然”，或是断章取义，如《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或是引申说理，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借助晏殊、柳永、辛弃疾词，说明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或是自由创造，只是截取文学名篇的一个既定意象，按照文本审美表达的需求，自由创造。嵇康、阮修截取鲲鹏意象以抒情，是断章取义，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郭象对鲲鹏意象的哲学阐释，是引申说理，借《逍遥游》的阐释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李白的《大鹏赋》则是自由创造，在大鹏意象中，寄托一种激荡天地、冲绝桎梏、自由飞翔的襟怀。后代的大鹏意象，就庄子《逍遥游》的本意来说，是“误读”；就文学创作来说，则是审美创造。
鲲鹏意象的变化，正是通过对原始文本意象的有意识的“误读”，在积极接受的过程中，创造出内涵全新的审美意象。也因此使鲲鹏成为中国文学中最具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意象。
(摘编自刘运好《鲲鹏意象的“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