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魏晋风度有其形成背景、表现形式及现代意义。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东汉末
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因而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一士 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最典型的又数“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阮籍是其中最喜欢饮酒的名士之一。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政事，遂酣饮以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有名士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可见魏晋名士饮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也是为保全性命。七贤中的刘伶曾作《酒德颂》，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一些艺术境界往往是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的，比如王羲之创作《兰亭集序》。
魏晋名士尤喜欢清谈。当代美学家宗白华的《清谈与析理》对于清谈这样评价：“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宗白华先生对于清谈与王弼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玄学与清谈的动力在于人文与智慧的融合，是魏晋
风度的表现，对我们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在清谈对话中，因为种种原因的激发，谈者机锋迭出，呈现出一些新的思想。对话中思想突发，感兴相接，已开禅宗妙悟之先河。
现代中国有点像魏晋转型时代，旧的精神价值观人们不信了，而新东西还没有完全为我们所接受。这并不值得过分忧虑，最可忧虑的是对于精神追求的缺失，如果人们甘于自我堕落而没有精神追求，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现代中国处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工业化与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使人们蔑视精神的价值，陷于金钱的压迫下而难以自拔。尽管处于无奈之中，但是我们在精神趣味与生活价值观上还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在向上向善之中，以魏晋风度为参照，充实我们的人生，舒缓我们的心理，努力提升我们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袁济喜《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