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逐渐沉淀成中国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一维。与其他上古图腾性存在物相似，凤凰也经历了从自然崇拜到生活镜像的发展过程，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它一方面与其他羽禽图腾相互整合，另一方面又将自身的神圣性分化、拓展到族群之中，赋予了孔雀、白鹤、燕子等现实羽禽相似的精神内涵，最终形成了以凤凰为“神灵之鸟”和“羽虫之长”的瑞鸟族群。
“凤鸟”作为类概念，一方面是图腾信仰的载体，并逐渐发展为祥瑞符号，另一方面又以凤凰、孔雀、白鹤、喜鹊、雄鹰等瑞鸟广泛渗透到艺术领域，对中国艺术思维、艺术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两个方面又彼此扭结在一起。图腾信仰对艺术思维具有发生学意义，而艺术演进又增强了图腾信仰的控制力。在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凤鸟”形象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湖南洪江市高庙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戳印有明显的凤鸟纹图案。在四川三星堆遗址中也出现了凤鸟型器物，较典型的是青铜神树上的立鸟，可见，凤鸟文化在上古时期的普遍性。
专家曾将鸟图腾视作中国图腾史上的第一大类。在古人的信仰体系中，“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相比较而言，龙兽崇拜因固有的神圣性，使其作用空间主要集中在社会信仰和族缘信仰领域，而“凤鸟”崇拜则在神圣性基础上多了一份世俗性，这为其对艺术领域发生影响提供了可能。
就音乐文学而言，凤凰及以之为首的各种瑞鸟不仅是文学作品反复吟咏的基本母题，而且它们也逐渐演化为各种原型意象，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语料库，成为构筑文学史的重要“质料”。先秦时期音乐文学的典型代表是《诗经》和《楚辞》，《诗经》中的鸟类有41种，涉及鸟类的诗篇多达79篇，与《诗经》相比，《楚辞》中“凤鸟”形象的出现频率更高，“凤”字出现24次，在屈宋赋中出现56次，并且经常变名为鸾鸟、鹭鸟、朱雀、玄鸟等，多为寄托理想、表达自由的载体。
除此之外，“凤鸟”模式在绘画、建筑等空间艺术中也普遍存在。荣格说：“人类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强有力的形象，精神深处的离奇事物总能够借着这些形象的魔力而得以掩蔽起来。”
为什么“凤鸟”信仰、“凤鸟”形象在中国艺术中被延续下来并发挥重要影响呢？
首先，凤凰及以之为首的瑞鸟族群在文明起源之初便与天地建立了联系，在天地精神具体化为道德意识和自由精神的过程中，它们充当了重要意符。“秩序性道德”与“天然性自由”两种不同的天地之理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构成，而且也在艺术中呈现出“艺以象德”与“艺以适性”的两种艺术信仰，而“凤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孟子以“凤凰之于飞鸟”来比喻圣人对民众的意义。在《庄子》中有“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等表达。
其次，“凤鸟”作为最早产生影响的图腾之一，它们是人们心目中尽善尽美的存在，是理想化的“形式因”。河姆渡文化中的“双鸟朝阳纹牙雕”中的凤鸟羽毛栩栩如生，相对的双凤动感十足。通过形式演化，“凤鸟”形象逐渐被神圣化和标杆化，成为理想美的载体，并进阶为各种艺术门类竞相追摹的对象。
最后，在古代艺术理论中，早期“凤鸟”叙事对后世艺术理论的发展具有原型意义。“凤鸟”具有明显的感性化和形象化色彩。
综上，“凤鸟”不仅参与了中国人信仰体系的构建，也对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精神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龙兽模式代表了阳的维度，那么“凤鸟”模式则代表着阴的维度，表现为柔婉、优美、含蓄，有对艺术信仰的潜在塑形作用。可以说，“凤鸟”除了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呈现对象外，更是建构中国艺术精神的原始质素。
（摘编自韩伟《凤鸟与中国艺术精神》）
